“可是你们的纳税记录呢？如果没有个人税单证明，这就是不正当资本来源。”
另一方面，如果私人控股公司去美国上市，显然不方便让高层出面。“私人拥有控股权的后路被完全封掉了。”权衡利弊，仰融决定放弃“私人控股”，并亲自设计了如下股权结构。
先是在马蔚华的牵线搭桥下，于1992年5月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注册资金210万，其中200万是华晨出的，央行教育司拨款10万。一个月后，该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CBA)，“华晨汽车”资产即为“华晨控股”手中“金杯客车”40%的股权。同时，国资局向基金会发函：“我局为了探索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需要，现正式委托贵会代表我局投资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1530万美元。资金由我局支付，贵会作为代理人，不承担此项投资的所有风险，也不享有此项投资的所有权益，‘华晨’的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均归我局所有。”这意味着，仰融已将华晨的1530万美元捐给了国家。
随后，在赵希友的配合下，仰融在“华晨控股”和金杯集团之间安排了一次换股，金杯以11%的金客股权换取了“华晨汽车”21.57%的股权，基金会将这11%的金客股权再注入“华晨汽车”，“华晨汽车”即持有51%的金客股权，可以上市了。
1992年9月18日，SEC批准“华晨汽车”上市。10月9日，CBA正式挂牌纽约交易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交易所挂牌的第一支股票。股价一日之内上升25%，是当日纽约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被列入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的“欧洲、大洋洲及远东指数”(简称EAFE，该指数主要供美国人投资海外企业参考)。三天后，中共十四大召开。
这种荣耀感一直持续到今天。仰融至今难掩得意之情：“当时在成功与不成功之间非常的惊险！不管这个公司有多大，它有一种不可磨灭的象征意义，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的再度关注，是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