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强被仰融看作是最理解自己的人。仰对苏的评价是“绝顶聪明，是个人才，也是个人物”。
“今天回过头来看，别人总结我们好像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实在我们当事人来看，很多事情都是带泥的萝卜洗一段吃一段，这么一步步走下来。有很多限制条件逼着我们不停地在变，有时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苏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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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
华晨最初的气脉，全系于仰融在资本市场上出神入化的运作能力。“汽车”，不过碰巧成了仰融实践某种资本操作设想的载体。
七号楼地库的二十箱股票
苏强认识仰融时，苏还是一个在北京五道口央行研究生部的学生。实习时，其导师刘宏儒写了一张条子把苏强送到仰融手下，住在上海市委东湖宾馆七号楼里--仰融租的一栋小洋楼。
没过多久，有一次仰融和包括苏强在内的一圆桌人在一块儿吃饭。席间说起国企想得以改造，必大量引进外资，但其时融资渠道有限，国际上大量的金融资本进不了中国，而且美国当时还在对中国进行制裁。
“要说人权，南非的人权状况比中国糟糕多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不制裁它？因为美国在南非有大量投资，制裁南非等于制裁自己。如果我们也把中国的很多企业拿到美国上市，把两国的利益绑在一起，那中国外交不就打开新局面了吗？！”饭桌上，仰融掷地有声。
25岁的苏强看着34岁的仰融慷慨激昂，言辞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两顿饭下来，苏强就按捺不住了，对仰融表示：“既然这么好一件事情，与其回去抄论文，耽误一年时间，还不如我就跟你一起去做吧！”苏强回北京跟学校知会了一声，就提前毕业了。那时，是1991年3月。仰融的公司在香港，叫华博财务，在国内，只是和华银信托做一些合作。仰融称，自己拿着别人借他的400万起家，“时来运转”，在中国早期证券市场上赚足了钱。当时信托公司的行为基本上就是拆借资金，作债券、股票。甚至在苏强进来时，在仰融手下，主要也只是三五个人，没有什么职务，成天拎个包，里面装好多身份证和图章飞来飞去，和企业管理绝不沾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规的，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