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期，企业开始学着如何规范自己了。到了盛年期，企业已经形成了控制能力。一个盛年期的企业不但具备学步期企业利润增长的成效，而且它还能够预知并达到这些成效。盛年期的企业可以跟你谈论它们的计划，并且它们完成这些计划的偏差也很小。
在青春期阶段，为了能够取得可以反复的预见能力，企业会学着把预算制度、对于成绩的奖励和对于出现偏差的惩罚固定下来。学步期半无政府主义的企业文化会欢迎必要的约束。但在企业生命周期前期阶段能够发挥作用的理想内容，到了生命周期后面的阶段就会逐渐发挥不出作用了，从而不那么理想了。
由于婴儿期和学步期树立的是“更多即更好”的观念，所以，要想对高于和低于预算的偏差都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是青春期的企业所办不到的。如果实际的销售额超过了预算，你就会得到奖励——不管这个偏差有多么大。要是销售额低于预算，你就会受到惩罚——不管这个偏差有多么小。这种不一致而且往往是不公平的奖惩制度，带给企业的是一种秩序和预见能力。这样的做法把企业从白日梦中和随心所欲地制定预算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企业仍然有野心——这是其学步期文化的残余——但这时的野心已经随着企业年岁的增长而得到了约束。
能够影响企业行为的不是预算的程序和目的，而是奖惩制度。如果负面的偏差受到处罚，而正面的偏差得到奖励，费不了多少功夫你就能预见到人们会怎么做。每个人都会聚精会神地去把不理想的预算偏差降到最小，而把目标盯在如何尽可能地扩大能够得到奖励的偏差上。把不理想的偏差最小化而把奖励最大化的方法之一就是降低预期。这样在制定预算的过程中，大家就会把目标设定在自己有把握超过的内容上，至少也是能够完成的内容上。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他们都会把目标定低一些。在这样的行为头一次进行时，它的作用就是抗衡学步期随心所欲的企业文化。然而到了盛年期以后，这样的行为就失去其功能了，这样的做法会引起企业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