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的第二个局限性是，重德轻智。儒家也讲“智”，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智”。西方的“智”，重在探索宇宙的秘密，探索物质的结构，探索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探索物质运动的规律，因此较早地发展了物理学、数学、力学，发展了自然科学，发展了工具理性，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利用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把东方先进文明的民族抛在了后面。儒家的“智”重在探索人伦关系，探索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用于区别善与恶的心知能力，因而儒家的“智”是一种道德理性。由于儒家的“智”引导人们去探索人伦关系，因而忽视了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致使我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的历史阶段，没有能够进入近代科学的水平，造成生产力的落后。今天，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局限性中走出来，把探索人伦道德与探索自然奥秘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
儒家“德治”的第三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利。儒家讲“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这些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义”与“利”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追求，如果只求“义”不讲“利”，人就无法生存；如果只求“利”不讲“义”，就不成其为人。人要生存就要讲“利”，就需要物质利益作为基础；同时，人之成为人还要讲“义”，还要讲道德。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人没有了道德就异化为禽兽。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是“义与利”的统一。因此，在“义”与“利”之间有一个度，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后世儒者把这种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宣称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甚至把追求利益的合理行为看是不道德的可耻的，使之走到了荒谬的程度。把“以义取利”的正确的价值观变成如此荒谬，是不合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原意的。但是，先秦儒家却有重德轻利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才导致后来的荒谬。也可能正是儒家重德轻利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管理中把精神鼓励当作唯一的手段，把物质刺激当成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现在，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重德轻利”中走出来，回到科学的正确的轨道上去。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管理中，既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又要反对重德轻利的倾向和“见利忘义”错误。为此，要用辩方法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管理理论，不是从人的道德自觉出发，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用满足人的需要来刺激人的积极性，行为主义的管理就是这样。人的道德自觉和各种需求并不是矛盾的。把人的道德教育和物质需求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精神鼓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才是科学的、合乎人性的管理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激励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