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府官员效力于民企，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经理人市场发育幼稚导致的可选择范围狭小，但也有其现实的和可操作的合理性。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强调说“我并不是职业经理人”，不过，这群人已具备了职业经理人的某种特征。
准职业经理人的另一个来源是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人。这样的人最了解企业情况，但与老板的背景很接近，提升空间往往有限。而真正有实力的人，获得明确定价包括股份上的承认就更为困难。伊利前副总裁牛根生拉出一拨人马单干，几年就起来一个蒙牛，这里面自然有创业冲动的因素，而知情者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牛根生当年没有得到与其匹配的价值承认。
创业者的第二代是被忽略了的准职业经理人。在目前这些创业者基本都没有充分放权的时期，协助父亲打理家业的第二代扮演的其实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没有道德风险、价值承认的纠缠，两代人可能成为最理想的搭档。广东江裕集团董事长欧伯贤与总裁欧国伦之间，就是一种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关系：自君之下，皆职业化。中国首家民营上市公司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广通和他的儿子天通总裁潘建新的关系，一直以来也很像是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父亲主内，儿子在外打拼。以生产注塑机起家的宁波海天，老板张静章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外地鲜有人知的企业在1999年后发展迅猛，如今已是国内注塑机业的老大。张静章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负责营销和技术的副总，一位曾接触过海天的管理咨询师评价说，因为父亲不放权或只是有限放权，父亲与儿子之间因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分歧，就与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十分相似。
在中国的广大民营公司中，符合舆论对于职业经理人想像——拥有服务于名企最好是外企或咨询公司的闪光经历——的不多。即便这些罩在光环下的职业经理人已被证明曾成功地管理过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但在进入民营公司后，和官员出身的管理者一样，全部都要二次学习。“不论出身如何，经理人必须具有个人创业的意识。是否具备这种意识，决定了他们与创业者之间的鸿沟有多大。另外，创业者其实很难放手，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导致授权过大，职业经理人撑死了；或者授权过小，又饿死了。”北大纵横高级管理咨询顾问陈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