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许不太有机会诞生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式的人物，但应该有机会诞生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创造了美国的钢铁帝国)、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和杜邦、运通这样的企业。但这样的佼佼者必须有能力在内外夹击中胜出，“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可能同时诞生。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幸运的是，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从欧美找到现成的理论作指导；不幸的是，要消化别人积200年探索所形成的理论，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付出代价，更要完成新的创造。而且，过快的发展就好像少年的生长性营养不良一样，维持一个现代企业所必需的很多资源都还很欠缺——这里面既包括职业经理人这样的硬资源，也包括企业、企业家对现代企业的心理认知程度这样的软资源，还包括市场制度发育程度甚至社会道德和文化基础等更隐性的资源。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企业一旦尝试西方企业200年的理论积淀，就会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中，这些已被充分证明的理论竟然变得似是而非：
多元化与专业化：这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企业战略选择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更像是企业生存空间的问题。在地方经济壁垒林立的客观环境中，企业走向全国比走向世界还困难。同时，企业本身也根本没有能力在一个专业化的方向上管理更大的规模。这正是中国企业拼命搞非相关多元化的重要成因——在本地将自身资源效益最大化；
企业文化：本来是企业如何树立自己的独特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变革时代社会基础道德和信仰的普遍缺失，企业文化缺少社会道德文化基础，从而处于四脚悬空的状态。“全员敬佛向善”等看似滑稽的“文化”解决的其实是对社会价值观的补课；
职业化管理：这绝不仅是请不请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不是“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等道德与诚信的问题。所有者、代理人及企业一般利益相关者的均衡状态，是西方公司治理体系和结构下衍生出的关系。在目前中国公司治理处于最初级阶段时，人为造出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必然十分尴尬；……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迷雾中，有些人能摆脱原生智慧与理性思维的胶着状态，并恰当地看待和处理企业发展渐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看似严重的问题，实现所谓的顿悟。而大部分人将很难走出这种迷思的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