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论被视为儒家文化的正宗，由于心性化与的社会化的统一，这样的心也就是社会意义的良心，由于心性是人性的理性化，人心也就成为良知，这是心性论的主旨。因此“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尽心知性”（孟子）、 “穷理尽性”、（周易大传）“未发已发”（《中庸》），等等都是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同一个本质过程。当然儒家倡导内在的教化过程，只专注德性的理性化修养，却不重视对外界的知识学习，其功过在史，此处毋庸赘述了。对心性在内在方面的专注不仅在儒学中是如此，立根于中国文化的外来和本土宗教也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取得了中国的特色，如佛教和道教的心性论就与儒家的理解大体无异，所谓三教同心，因此它们成为了理义丰富的中国式神学。
心性论与西方的学术、宗教、神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一方面，心性过程不等同于、或者不可以还原到心理过程上，因此它不是一门实证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心学吸收、消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第二方面，心性是人的理性化社会化过程，而不是人性的超验化，它即是自由的，也是自律的，人自为目的，所以无需超验的上帝，因此它也完全区别于宗教和神学，但这并不会妨碍它对神学中有关人性的深刻理解；第三方面，心性是人性自身理性化的内在统一，是现实的文化化过程，它不会分裂为先验的观念理性与实践的伦理两个方面而无法弥合。在中国文化中，人性、理性、伦理是文化的一致，而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信仰总是相冲突，因此人的价值只能以分离的方式实现，它所造成的心理病态和社会病态在本质上相同的，这正是弗罗姆的观察窗口。
西方文化中并非没有关于类似的“心性”的研究，只是没有或无法集聚成为一种专门的学说和明确的学术概念，在哲学领域中，许多哲学家就在各种形式下追逐过这个幽灵，中国哲学中的心性论中的主要思想就与西方哲学中由来已久和疑惑难决的“智性直观”的探索有一种类似性，如康德等早就有了这个概念，只是一直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意义[4]，智性和直观在分开有情况下不难理解，前者与理性相关，后者与心理相关，由于中国的心性论重在人心的理性化悟解，因此理性和心理在过程上一致，但在西方学术中，理性与心理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因此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不知所云了。所有从对这一概念的误解都来自于对它们的分解式分析，无论是将智性与知性分别，还是将理性与直觉或直观分离，或者将心与性分开来解释，都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概念，相反只能导致更多的混乱，只有心与性的相互阐释才能得到对它们的本义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在中文语境中理解“心的性”与 “性的心”的含义，再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西方哲学中的智性直观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