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从信仰自身开始对它分析研究，但是信仰表现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内化在人的心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精神现象和心理过程中间接地探查它，理解它，前者主要地就是哲学和神学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学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深刻性和文化影响力，或许只有中国文化能与之比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同，神学与科学之间只有敌意的和好与永无止境的较量，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神学的遥远的距离之间却有一种基于人性美的丰富与魅力的相似。另一方面，个人的心灵活动是个人与最普遍的社会精神联系的实现方式，或者说心灵就是个人的人性，这正是心灵一词的神秘之源，它外在表现为人格，内在方面就成为心理过程，但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和晦暗不明，这中间的通道却是如此的遥远和不确定，因此现代哲学从新开辟的语言、现象学等非传统的哲学领域中苦苦发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充满了吸引力和挑战性，但是从传统心理学出发的精神分析学却意外地打开了这个缺口，当它给现代人所带来的惊愕与知识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2.从心理学到社会学
弗洛伊德（Sigmud Freud 1856-1939）、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等心理学家通过对人的无意识心理的分析、对人格结构和心理内在动力的研究开创了个人与社会的精神关系之间的深层通道，建立了深层的心理人格的新领域，从而把文化视角导入到人性的本能和无意识心理研究之中，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则进一步将精神分析从立足于个体心理学推入到社会精神领域，导向了文化和社会的广泛性基础，个性的心理动力被导向了社会动力学领域，弗洛伊德在他的成名作"逃避自由（对自由的恐惧）"一书中，不仅是简单地把个性的心理发展和冲突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社会结构之中，而且是把个人的心理过程从个人的生活环境直接引入到整个社会，因此他从个人方面解释个人与环境冲突转向了心理人格与社会的文化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文明（文化）的发展与人格、人性之间存在的互动关联，他对中世纪以来社会变化的审察是独具眼光的，与马克思·韦伯不同，他的焦点集中在社会本质意义的人性的心理层面上，因此他不是在伦理方面去寻找社会进步的印迹，而是将人的心理过程放大到整个社会性的环境中去进行分析，或者说将社会的变迁与人的心理动力重合起来，所以他对社会变化的说明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性，人的心理动力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了一定的联系，社会本身也可能具有人性的意义上的病态。弗罗姆同样认为西方中世纪末的精神文化变化是西方近代社会巨变的滥觞，而社会的变化和个人的心理变化既相同，而且互动，个人从中世纪宗教监护下的脱离而获得的精神自由、惶惑与对新的心灵保护的寻求，就是被看成是社会精神中来自于心理方面的动力，因此新教兴起是必然的。弗罗姆说明从中世纪宗教到新教教义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他说，新教一方面承继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绝对的倔从关系，因此人没有任何自由，人开始获得的原初自由就是人从天堂的堕落，这也是回归上帝的人类命运的开始，同样从中世纪的简朴的宗教生活中的逃脱同时也开始了对新的庇护的寻求，人获得的自由总是成为人的心理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人们就寻求强制性的不懈努力和工作以获得心理上的逃避，新教肯定和强化它而成为它的教义——世俗生活的成功就是获得拯救的象征。精神分析学一方面立根于具有科学性的临床观察，另一方面却深深潜入了无法直接实验证明的无意识过程，虽然名之为"无意识"心理，但本质上却是普遍性的社会精神在心灵上的体现，荣格的"原型"将它文化化了，弗罗姆则进一步将它社会化了。心理机制的社会化是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弗罗姆对宗教心理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的探索具广泛的文化意义，他说明了个性心理与社会精神的关系之间过度性和互动性的联系：“新的个性结构是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结果，宗教教义强化了它，反过来又成为造就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那些植根于这种个性结构中的品质，迫使人们去工作，热衷于节约，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件工具，为个人之外的权力，为禁欲主义思想，以及为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感这类目的服务。而强制性的责任感则成为现代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特征，没有它，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