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的阐释就是对人性理解和证明，人性是通过人自己的价值化实现的，一方面，是具体的，所以儒家重在世人生，而不追求超验化，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子的这种态度是正宗儒家意义的，很自然地，儒家重性命而远杀戮，甚至“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但另一方面，人性的价值也是理性的，人的价值化就是人的教化即理性化，因此理性也就成为了终极价值，这样“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也成了生命的终极意义，这与儒家重生命不但不矛盾，而是一致的，这是人性与理性合一的最高实现形式，这里就包含着对客观真理性的终极追求，因此如果逻辑是达到客观真理的方法，逻辑性与客观性就自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所当然，因此科学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是产生文化冲突的因素，现代科学是社会文化落后的克星，在中国文化中绝不是文化的敌人，中国文化中也不存在可以与有相较量能力的冲突的另一方，儒家文化中包含的理性本质是儒学在今天能走向现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的动力之源。
"生之谓性"是基于人性的理性的意义，而不是指心理气质，所以把人性片面地理解为心理气质是一种错误，而在社会性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基于心理气质意义的人性更是一种严重错误。这种观点常常表现在将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性缺失和相对的社会落后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归结为“国民性”，这里的非“心”之“性”就暗示通过人的气质因素而表现的一种社会性，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将人类的社会性还原或等于同动物的种属社会性，实质上，人类的社会性或者说理性意义上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它是基于理性的人性即人类性，而不是与进化性意义有关的遗传气质性，民族的心理气质性是文化意义的而绝不是动物性，这是完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而且人的心理气质相对强弱或不平衡与人类社会中由于文化和物质相对落后而存在习俗、习气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人的个性意义的，而后者也不是文化的缺陷而只是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产生的现象，但是把社会文化的落后现象看成为文化的本质或民族文化气质这样的错误认识从五四时代直到今天都存在，而且这不仅是一些中国人自己的误区，也是历史上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误区。比如把“自大、奴性、仇恨心、窝里斗、极端化”、 “不诚信、缺乏团队精神、有罪推论、无公共道德意识”、“伪善、骑墙、保守、顽固、自私、死要面子、裙带关系”、“崇古尚空谈、不务实、视野窄、眼光短、知识幼稚” 等等看成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表面看来，这些东西虽然是个人的行为表现，但却不是个别人的表现，因此是一种社会病态，而上述中国社会的病态是社会性的，是由于社会环境、制度和物质条件相对落后形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使人的精神迅速面貌的改变在一个人一生或一、两代人之内就可以实现，这也正像科学和技术上的落后在制度环境改善后同样可以迅速地被追赶一样，这都是事实而不是推论和设想。当然有些风俗习性确实影响了伦理规范和意识形态，有些则被认为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这些问题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比如，有些气质性的特点可以有特殊的文化的意义上的理解，如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不是指这些气质表现具有仁的意义，而是说一个人如果具有仁的本性（人性）则这个人就有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外在气质，“大智若愚” 之谓也，这恰恰是理性的人性的动力性对一般心理气质作用的结果，同样在一些历史名人的身上所表现的魅力的后面也正是这种理性人性在生活中的表现，我们很容易理解“匹夫之勇”与“崩山不惊”之间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