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用43%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68.4%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59.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这说明我们的分税制在明显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收支不平衡等问题。
从开支来源结构上看，中央与省靠税，市地靠税、土地和收费，而县乡开支的30%、甚至50%只能靠收费和罚款来维持。
这样在县域经济中，收费、罚款越多，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越少；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越少，由于税费来源少，其向他们的收费、罚款就越重，甚至向过路的汽车等打主意，让路政、交管、城管等上路收费和罚款；越是这样，县乡经济越是投资少、生意少、创业难、就业机会少，其失去了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使剩余劳动力过度向大中城市转移和流动。
总之，我估计，在中国，由于政府过度的行政管制，加上税费太重，抑制创业和企业活力，每年丧失的个体经营户在180万户左右，失去就业机会430万个；丧失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在50万户左右，失去的就业机会在600万左右。两项共计每年损失900多万个就业机会。
除了就业问题，贫富差距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2005年至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的公平问题予以了激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忧虑，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会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较大、贫富两头极端化的后尘。
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拉美陷阱”概括起来就是：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债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这样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的农民到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边缘形成贫民窟；而较早的民主化进程，又迫使政府给大量的失业者、低收入者提供与国力和财力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于是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着危机，或者发生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