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仿佛是“跷跷板”的两端。全面抗战8年里，曾经繁荣的中国民间资本不断地从一端滑向另一端。 1938年3月起，华东华中的600家民营工厂历尽艰辛迁往西南。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我们不是逃难，是创业。”这是当时亚洲第一碱厂——永利化工公司内迁时的口号。 “当时内迁的大多数企业，都是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是最能支持抗战，并进一步发展民族产业的。”永利化工公司经理李烛尘的后人李明智对《商务周刊》说。 1945年8月，8年抗战胜利来临。但在大后方四川，却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 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 而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1915-1935）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商会自治和市民社会思想也彻底没了踪影。 战前“黄金时代”：民资的优势与“统制经济”起步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间资本的初步发展期。民族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3.37%，增速高于“国营资本”。到1920年，代表民族工业资本的民营企业约有4.51亿元资产，是国营资本的3.9倍。“这一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自由资本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教授吴承明认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自由主义与国家权威主义结合的趋势。但至少到1936年，二者的结合并未影响民间资本的发展。据史料载，这段时期，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