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抗战前资本为350万元，1939年欲增资到700万元，孔祥熙打算由中央信托局参加投资，宋子文则自香港派人来重庆，提出由中国银行参加投资。孔宋二人均提出要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急中生智，请来交通银行负责人钱永铭居中斡旋，才避免公司易主。
“卢先生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他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这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公司所有权。”赵晓铃说。
有“火柴大王”、“煤碳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的大实业家刘鸿生在后方创办企业资金不足，商之孔祥熙，孔提出国家投资，官方任董事长而刘任总经理兼火柴专卖局长等条件。“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刘鸿生在战后感慨地说，“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
“需要强调的是，孔宋等并不代表国家资本，只是有国家资本介入的官僚资本。”林纲说。
当时曾有人对国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与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急剧萎缩提出批评。作为全国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一些议员对国民政府的管制政策曾表示异议。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上，一些委员提出：“国营事业宜确定标准，不宜漫无限制与民争利。”尽管国民党当时对此做了保证式的答复，但随着经济控制大权不断被资源委和官僚资本家所掌控，随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越来越稳固的独裁，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经全方位获得压倒性优势。
“资源委员会这时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理想，一条道路，一个组织，相对提倡自由主义经济的人已都被剔除了。”赵兴胜说。
战后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