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抗战之前，在当时的三大主要产业纺织、电力和航运中，民资确实显现出非凡实力。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记载：1936年，全国华商纱厂占有的市场份额为44.2%，且规模不俗，仅荣家的申新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资本公积和准备金1390万元。其余为日商和英商瓜分；
民营电厂已发展到415家，发电总量为32万千瓦。而当时全国电厂总计为460家，发电总量为63万千瓦；
1936年，全国航运总吨位为60万吨左右，其中国营的招商局正处于发展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万-7.1万吨，而民营资本家虞洽卿所控制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总吨位已达9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是1930年代发展最快的航运公司，仅用10年时间，就从70吨发展到1937年的1.8万吨。
1936年，不计1931年后沦陷日本之手的东北地区，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主编吴承明估计，在当时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
全面抗战：国有化全面胜利与官僚资本的蚕食
抗战打断了自1935年以来的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计划，也使中国民营资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提供了契机。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调整了中央行政机构。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并入经济部，翁文灏任部长，同时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这次改革，使资源委员会作为发展国营工业的专职机构，在政府中拥有了突出地位，并以独立姿态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个专事国营工业的机构，表明了其在战时发展国营工业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