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三星在品牌上所下的功夫，令日本同行企业无从攀比。三星近年在市场攻略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三星电子负责全球市场宣传的骨干，都是公司从美国一流商学院找来的，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西方人。“雇用我们，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我的一位朋友、现任三星电子负责国际品牌战略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凯茜说道。
技术超越中的政府责任
“技术创新是国家的事情，需要大量投资。对我来说，生存还是最重要的。哪里顾及得到技术创新投入？”一位著名IT企业家数番对我如是说。这句直白的话令我失望过，可是更深入地想一想，这位一手创建了一个业界领头羊的本土企业家，并非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发展技术的风险，即使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美国、日本公司，也都是一样的。60年代，历时7年才开发成功索尼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耗尽了公司的资源，几乎让索尼破产！如果我们的企业在仍然面临生存问题的境况下就投入到一个遥远的未知，不能说是常理。华为似的赴汤蹈火，是冒了并非每个企业都有勇气去承担的风险。而冒了风险的企业，又有几个最终变成了华为？
所以发展技术，在我们企业实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便需要担负这个责任。政府指导技术立国，也正是日韩赶超模式的主要特征。在70年代韩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中，近60%处于老化阶段。政府开始意识到模仿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下决心在引进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发展自主技术。例如：1972年，韩国政府设立了“技术发展法”和“技术贷款体系”，予以发展R&D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以及低利息贷款。对于三星电子这样的重点企业，政府更是对其技术研究和开发予以特殊支持。
我们的政府不是没有试图做类似技术引进的工作。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却一直是引进的主管，造成引进技术过程中技术与市场互动的欠缺。而日本韩国却恰恰是将以用户需求为主导的市场机会放在首位，有的放矢地进行引进。虽然由政府干预，但引进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规划与企业发展的脱节，正是造成技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去引进”怪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