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民：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方面的不同，人在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都有不同的需求。我40岁以前得到的都是最好的激励。毕业后我在一家计算机研究所工作，受到的最大的激励不是钱，全是荣誉。我在27岁以前就拿到国家一级津贴了，而且还送我出国，给我两居室的房子，各种激励都有，但我还是出来了，因为对于想创业的人，找不到理想土壤他还是会走的。
我在亚信做市场部经理的时候很想做销售、想创业绩，但亚信当时销售部门的主管都是合资方派来的。营销手段完全采用的是关系，而不是能力。后来有家公司要请我做互联网，给我开价：第一，让我说出我想要的工资，然后给我乘2；第二，答应给我期权。最后谈定我的报酬三分之一是工资、三分之一是期权、三分之一是销售提成。我当时也没听说过期权，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儿事，只是想反正是好东西，给就要吧。那时候对我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销售提成，我认为我一定能做到；而期权的激励对我来说就是过分的激励了。可现在企业做大了，有了很好的收益和前景，这时候我觉得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期权，所以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激励造成的，可能是你处在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时的一些想法造成的。
（说到这儿，周一民浅笑，我现在40岁了，人到中年确实想法又不一样了，不太想再创业了，希望工作比较稳定，所以他认为年龄也是很重要的。）
王颖：激励要因人而异，关键是要关注他们的需求。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控制和激励是并存的。管理原则要追求公平和效率，管理运作要把握控制和激励。控制和激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3][4][5][下一页]
激励因企业而异
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企业的性质不同，激励的手段也会不同。尤其是在校办企业、事业单位转型企业中，国家、学校、研究人、经营者等多种主体关系纠缠不清，难以合理界定产权关系，该怎样激励高管，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很突出。来自这几方的嘉宾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道出了很多困惑。其实这也是科技智囊一直很关注，并且正在研究的课题。施智华所在的校办企业已迈进一步，开始尝试集团下小企业的改制，而黄永友所在的事业单位转型企业与王永胜所在的国有下属企业却仍然存在着难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