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维度限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的国际化，技术创新力和管理的模式。要说明的是，可比不一定意味仅仅发现相同处，不同之处的发现也会有意义
任何跨社会和时代的比较现象研究都是危险的。而把中国大陆经过25年发展的企业群体和国外过去某个年代的企业群体来比较更是一个危险的任务。
比较的风险首先在于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不可比，其次在于法律和政策环境的不可比。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不完善的状况，倒颇有些像1890年至1929年的美国企业家冒险的“金色年代”。
如何减少跨国比较的危险性？我认为，市场化最深入的领域和行业，可比性略高。本文列举的三个领域是：传统制造业、电子消费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至于在垄断行业的制造、资源开发、电信金融和航空等服务领域，尽管我们有了一批世界五百强的入选者和优秀的候选者，但从整个行业看，真正的可比性不高。
在比较的参照系和维度选择上，需要对可比性进一步聚焦。比如在传统制造业我们是选择和德国的中等企业比较，在电子消费产业则和日本企业比较，信息技术产业必须是全球性的参照。比较维度限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的国际化，技术创新力和管理的模式。要说明的是，可比不一定意味仅仅发现相同处，不同之处的发现也会有意义的。
传统制造业：用不到20年走完了德国30-35年的道路
按照西蒙教授的研究，德国传统制造行业中等企业的优秀者，50%以上是在1945年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可以视为白手起家，和我们的创业者有很高的可比性。在80年代的初期，德国在中间产品制造方面出口冠军的典型规模是2亿-5亿美金左右。当时他们在欧洲共同体市场上已经是老大地位，而面临的市场国际化问题是如何进入美国和日本市场。不少企业当时的选择是放弃在美国市场的直接投资，更多使用当地中间商买断的方式，还有就是通过英国市场的渠道转口贸易。放弃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难以找到英语流利和愿意在美国工作的经理人才；二是美国的法律复杂，不愿意吃官司；三是马克的汇率低，收购当地企业的成本过高，加上难以管理。在日本市场上，往往选择和渠道合资，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但那时候，在日本成功的德国企业少之又少，常常听到他们抱怨日本的市场封闭、直接竞争对手又如何以低价格的手段来赢得合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