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车在亚太区业务的85%都集中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亚太东北部地区，因此，瓦格纳认为，将亚太总部移师中国上海，将有助于通用汽车更靠近业务中心，与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从而得以更高效地拓展今后的业务。
新的构架将通用中国区总部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通用亚太区总部迁来上海后，通用的管理中心、投资中心都会跟着进行这种转移，这必然对通用中国总部产生影响，亚太区总部对中国事务插手管理肯定是在增加而非减少。那么，作为直接管理中国事务的通用中国总部，势必与亚太区总部业务多有重叠。另外从成本以及管理效率方面而言，作为下级机构，通用汽车中国总部逐渐被架空应在意料之中。
从个人角度，这是墨菲难以接受的。他曾经多次对记者表示，“通用在中国的战略不是在美国底特律的总部作出的，而完全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墨菲的言下之意是，他所领导的通用中国公司在通用中国事务上占据重要的话语权，尽管按照通用汽车的管理模式，墨菲做什么决定都是首先要报告给通用亚太区总部的，从来未有直接向底特律总部报告的特权。
当然通用中国的意见也从未被忽视，一方面毕竟以前亚太区总部不在上海，另一方面，其时中国的战略布局还没有形成，有众多实质性工作需要墨菲亲力亲为。但是在通用中国完成对上海通用的塑造，整合烟台、沈阳两个生产基地，联合上汽重组上汽通用五菱之后，它的重大使命已基本完成。
而随着亚太区总部来到中国，今后，通用中国在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将被通用亚太总部取代，而它在采购、营销等具体层面的工作很多已经下放到上海通用以及上汽通用五菱身上，通用中国区作为一个单独的机构将显得无足轻重。这从凯文·瓦勒的任命就可以显示出来。他被封的职位是通用中国公司的总裁兼总经理，而墨菲离职前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