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可以成为辩论对手的，那就太多了。经济学不是柔道，段位不同不能比武。在我看来，只要思维正常，彼此掌握的信息有不同，就可以形成交流或论辩。能指导我的人太多了，能教育我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您理想中的学术自由环境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学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
薛兆丰：在美国，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很尖锐，但是他们非常疼学生，无论学生提出多么愚蠢的问题，他们都说，啊，这个问题非常好。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同行之间则一团和气。
我虽然生长在教师家庭，但是我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他们太严格了，连到楼下去玩一会，都要先回答一连串的问题。我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受了很大的压制。直到初中，我还是一个非常害羞和自闭的孩子，小升初的英语考试中，我的笔坏了，没法写，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要求借一支笔。
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别人问他，他心目的好老师和坏老师分别是谁，他说，最好的老师是奈特(FrankKnight)，奈特自己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金，但是他的弟子中有五六个人获奖，他总是非常鼓励学生，而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则恰恰相反，总以驳倒弟子为乐。布坎南说，每次我在弗里德曼那里受了挫折，便马上要到奈特那里去寻找安慰。
同行之间、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国内的高校没有这样的批评机制，面对面的批评几乎没有。
人物周刊：您的家庭观？
薛兆丰：男女平等而不相等。男女有别，分工合作。
我很讨厌政治意义上的所谓男女平等，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Summers)，马上要辞职了，据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女性在硬学科上的总体成就低于男性。这算什么？也许女性在艺术领域比男性强更多呢？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女孩就该有女孩的样子，如果女孩比较适合做家务，那就让她做家务。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