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短期行为。我们的GDP即使跟美国相比起来也是蒸蒸日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在耐用品的建设上却远远不够，经济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
随便举个例子，国外把教授养在那里，每天飞来飞去，每天无数的演讲到处都在发生，短期里看一点用都没有，但是10年、20年、30年地积累下来，就很不同了。我曾经计算过，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获奖需要多长时间，平均需要25年——最长的是哈耶克，他用了整整40年，最短的也耗费18年。中国现在有能够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吗？抛开甄别率差这样客观的原因，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如果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希望的人选的话，那么25年也不会有了。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计算？你有夺取诺贝尔奖的野心吗？
薛兆丰：只能说，没有了。任何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动机首先是学问的乐趣，至于奖，那只是一个副产品。
人物周刊：您在文章中戏称，您经常被老师骂“蠢”，“蠢到死”，“蠢得像猪一样”，这是真事吗？
薛兆丰：那是他的口头禅，但我觉得我周围比我聪明的人的确多得很，问题是聪明的用处并不是那么大。
举例来说，法拉利、奔驰，其性能比桑塔纳肯定要好多了，但是如果是作为的士只在城市里开，区别其实不大。我心算很慢，在美国通常要付给服务员15%的小费，我就算不过来，常常需要别人代劳，或者干脆给20%。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最多就是，别人10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我可能需要一天，发表论文慢一点是不要紧的，要紧的是，论文里所包含的学问。
聪明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衡量轻重，所以要看最好的书，听大师的观点，观察大师们所选择的轻重。
人物周刊：您心目中，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有几人？可以展开辩论并成为对手的有几人？
薛兆丰：现在更多的是经济学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如果说“经济学家”是我们小时候的标准，好像“物理学家”是指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标准，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除了张五常，我看不到别人。当然这不代表他的观点都是对的，比如我不同意他对汇率和利率的看法。但他在经济学领域里有过无法绕开的成就。有些人你可以说他错，但他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