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考分高不成低不就，他入了深圳大学，因为离重点线差一分，他只能读不那么“重点”的数学系——开放伊始的深圳，“国际”打头的专业最吃香，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连中文系的名称都改成了“国际文化传播”，惟有数理化不“国际”——在大学里，薛兆丰重新修正了他的理想。
“我一直想，要把生命用得最好，但如何最好，得有个计划。”人类的大部分灾难是思想造成的，而非自然造成，人祸远远猛于天灾。未来还是白纸一张的薛兆丰，开始设想：有意义的人生，乃是要创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则传播好的思想。再后来，他又把思想，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深圳大学是特区开放而建的高校典型，北大清华的教授咸集于此，图书馆所有图书一律开架，而且开放时间之长，为当时亚洲所有大学之最。薛兆丰大学受益颇多之事如下：与女朋友共同读书，与室友尹忠东吵架。
红袖添香夜伴读，学者之福。虽然女朋友后来没有成为太太，但薛兆丰依然在博客中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恋爱，越早恋爱就越容易心平气和，越不会大惊小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安心用功有益，因为不必再为挑选、追求、竞争、乃至舞会操心了。
与尹忠东吵架也是有益的，因为历史雄辩地证明，凡值得尹同学与薛同学大吵特吵相持不下之事，往往尹是对的。
尹建议薛在辩论中不要采用比喻手法，最终彻底影响了薛的思维习惯和文风；尹提出“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而人的行为却是高度一致的”，一直让薛铭记心头，最后还成为撰写投票经济分析论文的契机。
比复杂更难的是简单
薛兆丰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父亲是大学中文教授，但他在文学上的师承，却是来自朗诵古文及背诵粤语流行歌曲的歌词。
他从小在父亲那里只学到两件事：一是写毛笔字，二是父亲在写文章时，他凑去看，被父亲教育说，别人写文章的时候在旁边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