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背负着“好斗”之名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其实心思细密，体贴认真，是标准的gentleman。社科院一访问学者来到华盛顿，他见对方是个女孩子，便主动邀她出去吃饭。该女素闻薛某桀骜难处，一餐饭吃得战战兢兢，薛兆丰先行吃完，她马上起身，表示不敢耽误他的时间，愿把自己剩下的打包回去再吃。为了让她能安心吃饭，薛随即又给自己点了一份，陪她继续吃！
在我们的电话采访中，他间或停下，问我：你是否要去喝口水？提及任何专业术语或人名，他马上记下，列了个长长的清单在mail里发我参考。就连给杂志提供的照片，他都在旁边非常nice地注明：9兆，下载可能需要20分钟，谢谢。
聪明的用处并不很大
人物周刊：秋风评价您的学术来源是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这两派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您学术观点的成型过程如何？
薛兆丰：我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三个构成：一是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在美国直到80年代，经济学博士考试就是要弄懂阿尔钦价格理论一书的所有问答题；二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即市场过程中的变动和互动是无数行为汇总的结果，决不是在失衡与均衡两点之间的简单来回。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控制经济汇总的巨大变动，黑板上的曲线更解释不了；三是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非私营机构的行为，我的导师之一比奇(PeterBoettke)即持这一观点，布坎南(JamesM.Buchanan)也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在1986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公共这一块存在着巨大的盲区，人们寄望引入政府来纠正市场的失败，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引入了政府的失败。
人物周刊：您曾引用“我们已经走上改革的道路，但是还不知道这条路往何处去。”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最大问题或危机是什么？
薛兆丰：一是黑社会化。产权明晰的过程太过漫长，产权从国有到私有，中间的模糊过程太长，因为无论是物质资源、人际关系、或者组织架构，中间都有潜在的巨大的利益，这方面的法律如果再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那么黑道的规则就会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