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大羽弱冠之年在苏州城风光无限之时，却是父亲矫毅因为所谓的“封资修历史问题”挨批挨斗的日子。吕德轩在看了矫家的档案后，认定那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那时是军代表嘛，手中正好有权”，吕德轩把矫毅从正在文革炼狱的“民族乐器厂”调离，保护起来。
矫大羽没有辜负吕德轩的知遇之恩，第一批六块“报喜表”中的一块被矫大羽刻上“江苏省革委会许世友主任纪念”的字样，由苏州市革委赠予许世友将军。
当时“上海”牌手表在国内一枝独秀，凭“手表券”买，还得120元一只(120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两个半月的工资，一个中专毕业生4个月的工资)。矫大羽制出了和上海牌机芯SS-1等同的机芯，这种手表成本只有7元8角，售价45元，拿着手表券和各种条子的人天天围堵厂门。
艰难起步香港 拼到瑞士专利
矫大羽的夫人是位印尼华侨，因了这层关系，1980年，34岁的苏州钟表工业公司技术员矫大羽携夫人及两岁的女儿矫玫，全家人移居到了香港。
对于矫大羽的赴港，现年73岁的王兆麟老人非常惋惜，当时他负责苏州市钟表工业公司技术科的工作。24年后的今天，他在痛惜人才流失的同时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他仍然支持矫大羽的选择。那个年代所谓的“唯学历论”真是害死人，像矫大羽这样的技术人才，只能做工人，而无法转为技术员，更不要说评工程师了。
初到香港那段人下人的日子，是这样过来的：“当初听别人说，香港如何如何好啵，但在那里，知道你是大陆来的，人家就看不起你，怎么生存下来，是最主要的问题了。”矫大羽发挥自己做手表的强项，从手表代理商那里领取零件回家，按合同规定，将300万个元件，装成50万只手表。夫妇二人请了一位钟点帮工，组装后交给厂家，以件计酬，每只1.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