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60年代末成立，其大部分成员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委员会成员通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其他手段，公开致力于改善美中关系的舆论宣传和政策准备工作。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委员会正“不声不响地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打下基础，并使之为人们所接受”(《纽约时报》1971年5月2日)。由于委员会的舆论催化作用为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改变所作的充分铺垫，1970年代初尼克松顺利实现中国之行。
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竞选连任时，委员会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资深研究员詹姆士·辛的政策建议报告《结网:与中国有条件交往》，提出发展美中关系的概念框架，意在影响选站中的克林顿对华政策。其中的很多内容成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蓝本。1997年7月，委员会又发表了另一份题为《构筑美中关系:一项长期战略》的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在“安全、经济关系和发展法制”方面同中国进行合作是当前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报告指出，美国应同中国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改善中国金融财政体制等方面寻求合作。这份研究报告内容详尽，写作人员来自各方面的知名专家，因此，报告一发表就立刻引起了美国政府和舆论的注意。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期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可以看到，这些报告的许多主张都已体现在声明中。
大人物的游戏
从成立之初，委员会就成为高级金融机构、大石油商和大公司同美国政府之间的搭线人。行政部门的权力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倒来倒去，但不管政党如何变化，大部分内阁成员的位置都被委员会成员牢牢把持。《华盛顿邮报》作家罗纳德·哈伍德说道，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讲，委员会是离我们最近的，近乎统治性的组织。
作为华盛顿重臣的9朝元老、委员会前会长约翰·麦克洛伊说:“每次当我们需要用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翻开委员会的花名册，然后给纽约打个电话”。杜鲁门政府时期，外交政策主要职位有42％被该会成员占有。艾森豪威尔时期，比例虽有降低，但委员会同政府的关系则更密切，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是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手下有51％的对外政策官员是委员会成员，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则被基辛格一人把持，而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依靠委员会的帮助起家的。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1961年)中写道:“对外关系委员会给了我第一次系统的研究对外政策问题的机会，我和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