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及以后的冷战对美国来讲有着决定性意义，从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得以建立。美国成功地组织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系，然而，提供理论基础并领导着这场向世界强国目标进军的正是对外关系委员会。
“二战”前后，委员会同罗斯福政府的关系空前密切。1940年，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小组向罗斯福总统提供各种战略和政策建议。在军事战略方面，面对日本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政府采纳了委员会提出的“援助中国”和“对日本禁运”的两大措施，这些措施对美国日后加入“二战”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确立战后秩序方面，为保证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接受了委员会提出的我们相当熟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理念。委员会认为，为保证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美国必须成立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组织以及能够使美国行使霸权合法化的联合国机构。今天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都是委员会的全球理念的产物。
“二战”后，针对苏联和德国的战略安排，委员会积极主张以“温和”手段对待德国，以“遏制”手段对付苏联，为美国政策定下了基调。1947年7月，委员会成员—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在《外交》杂志上以笔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为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年，委员会成立了“马歇尔计划小组”，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出谋划策。[3][下一页]
1960年代初，委员会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未来前景，并通过对民意调查和讨论会的形式，扩大公众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
1962－1967年，委员会主持了一个题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的项目，前后共出版了8本书，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等方面。这些书出版后反响相当热烈，一再重版，到1970年代中期销量达10万册，破此类学术著作的销量纪录。在这些书中，委员会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实际是为美国转变对华政策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