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基地通常是企业保持与创造实质竞争优势之所在。企业在这里定制战略，发展与维系核心产品和制造工艺技术，创造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和最先进的技能。企业在一个国家建立企业总部，对当地的相关产业和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极大的正面影响。”
“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竞争者展开竞争，并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和挑战。强悍的国内竞争对手，积极行动的本国供应商，挑剔的本国客户，锤炼出这些企业过人的筋骨。”
———“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给国家提升生产力的机会，但同时也威胁该国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内贸易与投资的角色，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分散各地的产业簇群和以专业化表现形成的产业簇群，是构成发达国家的最大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竞争力”中，波特所最珍视的是——民间本土力量的产业簇群，即众多的，私有的、既激烈竞争，又在价值链上共生的旺盛力量——当然并不排除外资成为这个簇群的一部分。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和广东会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具活力的“地点”。
或许有人认为，如此本土竞争，有重复建设之嫌，“正确之道”是形成一两家大厂。挟规模与力量与外国竞争者对抗。加上政府保障他们取得必要的资源。“事实上，即使政府大量补贴和保护，大多数国家塑造的大厂都缺乏竞争力。竞争愈本地化，竞争愈激烈，竞争优势越大。”迈克尔·波特如是说。
TCL正在验证着这一“和平崛起”的产业逻辑。铁血竞争逼迫它并购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部，成为中国本土家电企业第一次真正跨国公司化的突破。
政府站在这种大地般的力量上，该扮演什么角色呢？“适当角色是催化剂和挑战者。它应该鼓励或促使企业提升想象力，迈向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即使过程先天就具有痛苦和困难。”
在波特这位大师印证中国之前，中国错失了一些领域形成本土跨国公司的机会，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毕竟在金融领域，中国尚有机会形成诸多中美“双子星座”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