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现代化大生产与经营的出现，社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会那么紧密，那么沟通联结其间的企业文化之桥或许也不会那样令人心驰神往。而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企业文化如今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因之一。王超逸与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正是追求这种基因的孕育与培植。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现代市场经济，无论迷离风光带给人们是怎样的眼花缭乱，或是冷酷人际演绎得何等的惊世骇俗，人与自然、人与企业乃至人与人之间，一种共同和谐、共同事业、共同利益的新型关系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拢、磨合得越来越亲。这种相互依赖的特性，在凸显效能至上的宗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企业文化。它的出现，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然产物。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会，顺应时代呼唤，举旗叱咤，倾力推动。王超逸亦属这个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这一论断，虽然是王超逸于2001年在北京航天城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企业文化学者论坛上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来，但是酝酿以及成熟这一论断却早在近18年来的风雨兼程之间。
1984年，祖籍台湾省、外祖父林祖密秉承台湾省大世家“雾峰林家”祖业、后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变买家产、成为闽南革命军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后裔的鲁军先生，在海外亲人的大力资助下，以北大哲学系为主体，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经由国内外多名专家、学者(如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李中华、王守常等)的鼎力相助，创办起了旨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沟通中西方、联系海内外、瞄准重大社会效益课题、转化和推广文化成果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久又创办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即现今中国文化研究会前身)。
中国文化研究会立旨宏远、躬耕实践，以国际化视野选准有利于民族、人类、着眼于国家未来的重大课题铺管架线。在环保、生命、健康、教育、人权等事关人类生存问题的母题上，诸多发展中国家在突出发展经济的前提下轻视了这些问题，以至于使这些问题逐渐演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限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和国民素质，在注重眼前而忽视未来、盲目追求片面发展之中猛然回首才意识到了“单轮趋进”的不平衡性，待中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时，往事已不可追回，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何止用经济数字可以衡量！中国文化研究会亦不“雾中看花”，每每选题立项“登高望远”，一旦实施就埋首苦干。“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中国文化研究会正是追求着这样一种境界而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