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意识变革乃社会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东方古老的华夏民族时，在其精华不断绽蕾的同时，其糟粕也在不经意中泛滥，故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便成为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人文关怀的神圣责任。从1987年到1992年，两院陆续开办了旨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四个系列讲座；出版了数十卷文化专著；举办了“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一代学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亲临授课布道，其朗朗教声如洪钟大吕，响彻天宇，有力地促成了海峡两岸文化学者的学术交流。王超逸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次风起云涌的第三次文化热潮之中。他经历了“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和“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班”五年的学习与深造，尤其铭刻在心的是在开学典礼上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94岁高龄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寄语莘莘学子的那段肺腑之言：“发扬我传统文化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精神，而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为世界辟造社会主义之新局。”追求跨文化理论与实践自此成为他的终身宿愿。
王超逸是幸运的，亲聆梁漱溟先生垂教在当代中国大概亦属最后一班“车”。由此他深深背负上了文化中那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哲学的自觉的“十字架”。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鲁军先生为王超逸曾题辞：“合古今东西文化汇集熔铸于此，后百千万年人才胚胎奋兴于斯。”其间尤其受到经济学大家于光远、厉以宁以及企业文化大家鲁军的亲自教诲，使他的视野与思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透过历史的苍烟落照，他感受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企业，文化在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文化的生存状态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以往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蕴涵着它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生存与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之所在。他断定，任何一个集体，如果文化一旦被恣意改变或丧失，国之危、民之辱、企之衰必将不会遥远。“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理论在他理智的大脑中逐渐诞生与成熟。他撰写的《竞争大未来——21世纪企业文化制胜战略》、《中国近代商史的一面镜子》、《对国际名牌战略的考察与思考》、《对企业家职业化的考察与思考》和《中国卓越企业文化实战与人力资源开发》等论文，其观点之独到、论证之严谨，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启迪和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