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6日的中午，正是午饭时间，三三两两的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从飞鸽自行车厂房里踱出来，表情轻松。丝毫看不出来一个月前，这个中国的老名牌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我知道大家都关心飞鸽，但是改制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宣传它分析它的时候。”记者面前的赵自强显得非常为难，“这次改制也是逼出来的。”
赵现在是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他已经在飞鸽呆了将近35年。
飞鸽的三次自救
从1990年开始，计划体制解体，国有商业不再包销国有企业生产的自行车，傻大黑粗的“飞鸽”已无法与价格低廉花样翻新的“杂牌”抗衡。飞鸽集团全面陷入困境，开始是产品积压、产量减少，而后是年年亏损。“早在1995年的时候，飞鸽就已经开始了自救。当时企业职工曾经用集资的办法筹集了1100多万元，但是自救并没有成功。当时厂里的人们都付出了很多。”赵现在说起来还带着一些辛酸，“1997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得到了1200多万元贷款，仍未使企业摆脱困境。”
到了1997年，这个曾经是中国乃至世界自行车生产的第一大厂——天津自行车厂，不堪人员和债务的重负，濒临破产。飞鸽而后进行了几次挽救自身命运的变革。
第一次比较大的改革是在随后的1998年，企业又贷款了1500万元，组建了独立的法人实体——天津飞鸽自行车公司，将整车生产从自行车厂剥离出来。遗憾的是，这项改革也失败了。
“原因主要是新公司实际上是老厂的二级公司，总厂的包袱不可避免的转嫁到了新公司，要发工资、要交电费、要还旧债，新公司成了老厂花钱买稳定的钱袋子。供应商不敢再供应配套件，经销商不敢交钱订货。企业有了信誉危机。”赵自强认为。
与此对比的是，一大批民营小型自行车企业在飞鸽王国的身边蓬勃地发展起来。人们终于意识到：原来属于飞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一个附加值较低的产品，搞活一个一万多人的大型国企已成过去。老名牌产品养活企业的一万多名职工已经不再可能，投下去的千万元资金就像往一口深潭投一颗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