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自己而言，我更愿意被称作“穷人的经济学家”。这个称呼是2005年年初的时候媒体记者送给我的，那时候我参加调查了房地产暴利的情况,在两会期间，我与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等一批两会代表探讨过如何抑制房地产暴利的事情，因为两会是最高决策会议的盛事，在两会上提出来，才能有可能引起更多的重视。
同时，我在两会期间发表“反对房地产暴利”的专题文章，后来又多次提出对抑制房地产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有一些建议反响比较大。因此，从那时起，就有记者认为我为穷人代言，将我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我一直关心弱势群体，在涉及到改革的文章里面，从来都是主张关注民生，关注困难国企职工的就业、失业保障，在媒体上和网上有大量文章可查。
对那些改制困难、合作没有对象、接近于停产、企业负债远大于资产的企业来说，MBO是一条可行之道，转换机制后，职工可以有岗可上，企业可以开工生产，资产可以盘活，国家尚可有税可收，因此，都是利大于弊。那些因为MBO出现问题的是极少数，只要你面对现实，我们应该考虑，MBO也不是洪水猛兽。
据我所知，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赞成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都坚决反对改制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都赞成从严管理，强化程序公正，增加公开性与透明度，对出现的相关问题严肃查处，这个立场跟广大企业职工是一致的。只是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凭估计，凭莫须有。比如，郎教授判断长虹倪润峰要搞MBO，凭什么，就是不过是企业有大量应收款的情况，而这就能作出倪就搞MBO的判断吗？不能。把猜想当判断，害人入罪，郎教授在美国如果这样干，恐怕也要游街示众的。说某个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拍脑袋定案。媒体是无冕之王，利用媒体害人入罪，对企业和相关个人形成莫大的伤害有违做人准则，也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