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看上去发展十分完美的淡马锡在最近几年也日渐势微。由于长期专注于国内市场的投资，根据淡马锡首次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近10年中，淡马锡的股东平均投资回报率只有3%，而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13%。如此强大的反差使得淡马锡的高层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投资战略的转向。另一方面，作为新加坡经济核心的电子制造业在中国等国家电子产品的进攻面前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亟待做出相应调整。于是，淡马锡将目光开始转移到亚洲地区一些具备高速成长潜力的企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这种投资转向使得淡马锡成为规避国内产业风险的金融工具。正是如此，何晶直言不讳地指出“淡马锡正试图把自己的发展与亚洲其他高发展地区的经济捆绑起来。”
应当说，地缘上的关系和多年的经验积累使得淡马锡对亚洲市场并不十分陌生，甚至可以说淡马锡非常熟悉亚洲各国的经济脉络。正是如此，我们观察发现，淡马锡的亚洲投资方向显得格外地清晰和明朗。按照丹那巴南的说法就是，淡马锡将重点投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中国等四个中产阶级可以迅速崛起的国家及其公司中去。而已经在这些国家所展开的投资动作又无疑为淡马锡今后5年内启动高达150多亿美元的放量式投资计划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桥头堡”——
资料显示，仅过去两年，淡马锡就调动了33亿美元的巨额资金集结于亚洲国家35家公司的身上，其中包括购入日本风险投资咨询公司Fledge科技公司和韩国韩亚银行各10%的股权。足迹遍布网络、金融、能源、科研机构等各行业。值得思考的是，如此众多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并没有让淡马锡陷入战线过长而顾此失彼的困境，相反，绝大多数投资都给淡马锡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最近的两个财年中，淡马锡每年的总收入都在560亿新币以上，共获得收益76.5亿新币，而给股东的投资回报率则高达33%。
当然，在资本市场中箭步如风的淡马锡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贪吃蛇”的形象。在有选择“纳新”的同时，淡马锡还能做到慷慨的“吐故”。过去20年中，淡马锡脱售了大约40家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脱售另外25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种极度灵活的资产调节方式既为淡马锡所开展的新投资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同时使得淡马锡的资本结构持续保持着最优化状态。国际标准普尔与穆迪投资公司也曾不止一次将AAA债务信用评级的桂冠戴在淡马锡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