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皮鞋厂
罗亚军言谈中夹杂着记者都感到新鲜的书面语，而她其实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仅会写的三个字“罗亚军”还是在扫盲班里学的。“后来做生意，不晓得怎么就会认些字了。”罗亚军笑着说。记者发现，她其实是个很有幽默感的老太太，也许是被生活的重负遮蔽了。当绷紧的弦松弛下来，她变得善谈起来，也许那段时光，在罗亚军的印象中，是最快乐的。
在重庆，鞋佬们坐在挂满皮件的门面后面，指点着徒弟们叮叮当当做鞋的景象是常见的。表妹夫冉鹏程就是从这门面后面走出来的鞋匠，后来进了厂，到了重庆一家皮鞋厂的供销部。表妹夫在得知我攒下了一些钱后，便劝我办皮鞋厂，说改革开放了，要瞅准机会赚大钱。
我想了三天。弹棉絮真是很累，我一个老太婆，体力只会越来越不行。但是我不可能停下来不干呀，一是闲不下来，二呢，我已经喜欢上那种赚钱的感觉。而且，所有的钱都是用柏林的抚恤金赚来的，钱在，我就感觉儿子跟我在一起，钱让我踏实。第四天，我约了冉鹏程。于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成了我们巷子里第一个做大“买卖”的人。
我拿那2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在20平米的家里办起了小型皮鞋厂，自己当起厂长来。整条巷子和巷子外的人都在说，英雄妈妈当厂长了！然而真正的军师是冉鹏程。冉鹏程说办厂要挂名，挂什么名，我一下想到大儿子的名字，就挂大儿子的名字吧，于是，“柏林皮鞋厂”诞生了。有了“柏林”，我感觉儿子重生了，我不再光想着挣钱，而更多地想着要把生意做大，因为，我是在替儿子做事。儿子在遗书里说，要我们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第一批皮鞋很快生产出来了。冉鹏程说，重庆目前的皮鞋格局是二分天下，南坪、大渡口的诸多生产厂家已经占尽了优势，我们的皮鞋只能往外销，不能在本地和别人抢。我觉得这番话着实有道理，于是把所有皮鞋全部交给他带到外地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