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把我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我想应该是从50岁开始。50岁前，我过着平淡的家庭主妇生活，50岁后，我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想着如何去改善这个家。
我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杨柏林是最乖巧明事理的，我疼得最多的也是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我们这个家。1979年，柏林才19岁，就牺牲在了对越反击战的前线，追加为一等功臣。柏林走后，政府发放了1000元的抚恤金，握着生平见到的第一笔丰厚的钱，我哭得失了声。后来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面有个娃娃为救战友牺牲了，看得我眼泪不停地流，他的事简直和柏林一模一样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悲痛中度过的，这时偏又发现小儿子得了先天性糖尿病。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我得治好小儿子的病，治病就得花钱。柏林的抚恤金是不够的，我也舍不得动用。
有一次，邻居到我家串门聊天，说他亲戚在做棉絮加工。我正在为钱发愁，听了心里一亮，这事简单、风险小、容易上路，人家都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我决定动用那笔抚恤金。
我用600元进了一车棉纱，这就剩下了400元。因为棉纱太贵，后来就一斤一斤地买。弹弓很重，起初我得走几步歇一阵，后来觉得太浪费时间，便撑着身子一路扛着走，勒得肩上红一块紫一块的。
因为图便宜，我用的是棉纺厂不要的下脚羊毛，羊毛又脏又臭，上面沾满了油和灰尘。我又是个生手，动作自然比别人要笨拙多了，也会经常被羊毛上的灰尘呛得透不过气。为了多卖，我降低卖价，别人一床卖9元，我就卖8元，直到卖出去后，才敢弹下一床。这样，辛辛苦苦地弹了一年，我手头攒下了2万元钱，望着这钱，这一年所受的苦都值了，小儿子的病也可以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