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没接触过他的生活环境，怎么可能比美国人写得好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以赛亚·伯林的原因了。看过他写的传记，你会觉得其他人写的同类传记都很傻。伯林从没接触过这些传主，这些都是死了50年的人。他为什么写得那么有激情？因为他占有资料特强。他有精力、热情去占有资料，而且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同一个事实。在他笔下，事实变成另一种逻辑、另一种历史。我觉得，不管是学者、作家，还是记者，做到这一步，就没有人敢和你叫板了。”
以赛亚·伯林曾让郝舫精神沸腾。“当时报社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四中。有天我精神痛苦，睡不着觉，就给精神导师写封信。是那种半透明红色横格的信纸，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大致内容是，我可找到指路明灯了；雄心壮志的，要把你的书翻成中文。其实，他在音乐方面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觉得只有他才是哲学，福柯那根本不是哲学。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崇拜他了。”
在全社会都为商业和金钱而疯狂时，郝舫却偏要和社会主流较劲。1996年他放弃《中国教育报》的稳定工作，辞职开了书店。旁人都以为他疯了。
“他们说《伤花怒放》能卖3000本就不错了。我说，真卖不动？那我自己卖。我走火入魔，就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他把 “舫”字拆开，取名“方舟书店”。书店经营惨淡，“我喜欢的书一个书架都装不满，其他烂书我又不屑于摆上去。”不过书架上放的《麦田守望者》、村上春树的小说，几年后都成了臭大街的畅销书。“我没有做生意的天才，但我有观察潮流的天才。”
在金钱上亏本的郝舫，却在另一面获得长期收益。特立独行的“方舟书店”成了北京先锋青年的精神家园，很多文艺青年回忆往事时都会提到这个书店。日后郝舫掏出名片时，很多人都会抬起眼睛，“哦，你就是开方舟书店的那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