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召集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时称“临时工商会议”)，各地代表百余人，荣德生是无锡四位代表之一。他在会上提出“推广纺织业案”(指出“今日果能兴办一万锭子，即添百万营业，塞百万漏卮，并养一千男女苦工，实中国商业兴败之一大关键也”)、“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指出“我国工商学识尚在幼稚时代，欲谋工商之增进，要在见闻各国现在工商情形，以谋交相贸易之方法，则派员考察之举，万不可缓”)和“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指出“近来兴办实业欲求大利，非购用机器不可。然机器皆造自外洋，是未及兴利而已流基本金矣。方今民国成立，首重实业，需用新机奚止数千万，兴办之后，须添日常应用之件，又不知几千万。若长此不谋自造，漏卮将伊于胡底？”)。陈文源说，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都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绝非今日一些只为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可比。荣德生的提案让人惊叹：1912年，一个只念过6年私塾的人竟然有如此见识。那一年，荣德生37岁。
1979年，荣毅仁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经63岁。机会来得比较晚，但它总还是来了。庄寿仓回忆，中信筹组时，国务院正在起草编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荣毅仁是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之一。草案第四条规定外国投资者投资份额不得超过49%。荣毅仁认为不能这么规定：中国正是因为缺乏资金才引进技术设备，如此限制比例，就要拿出更多的钱去陪外资，与本意不符。当晚，荣毅仁口述，庄寿仓笔录，“从晚饭后直弄到深夜两点”，才完成了意见书。最终，该法将比例定为“不低于25%”。
中信公司初创虽然艰难，但毕竟是国家的公司，而且所负使命极特殊，自然所受限制较少。1987年4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中信公司的投资项目能允许到多大？荣毅仁回答：按照我国的规定，两亿人民币以内的项目可由国家计委委托，两亿以上由国务院批。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个限制。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能源、原材料等，就可以由我们自行决定，当然，要向国务院报备。张绪武说，国家允许中信每年有两到三个亿美元的外债。有很多人认为中信融资方便，是一家搞金融的公司。1992年，在一次中信公司工作座谈会上，荣毅仁再次强调：“中信公司的主业是什么？有人说我们是金融性公司，我开宗明义地讲，我们的主业仍然是进行生产技术投资，是搞实业的。兴业公司更应把实业放在第一位。尽管我们现在工作苦一些，经济效益暂时还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方向不能丢。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风物长宜放眼量，国家强大要靠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