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论战击不起半点波澜，郎咸平及时调整战略，将口水战的阵地挪到了内地。他发现，中国内地的证券市场由于各项法规不健全，所以中国股市怪现状颇多，而股民身受其害。最有意思的是，内地的经济学家少有敢站出来为股民利益说话的，偶尔发表一点意见也是不疼不痒的针对股市全局，而非企业个体。如果能够为内地股民代言，他认定股民对他的拥护绝对不会像在香港那样泥牛入海。除此之外，郎咸平去美国读书之前，曾经在台湾做过记者，所以对媒体的认识颇深，他决定把媒体拉进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来获取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最支持、配合媒体的采访来获取媒体的欢迎，这成为郎咸平坚持不渝的两点信条。
2001年，深圳创办了一本《新财富》杂志，作为这本杂志的专栏作家，郎咸平开始在上边发表“德隆系”“北大系”和“清华系”研究。特别对于德隆，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掌控德隆的唐氏四兄弟更是经常登上各类富豪榜的榜单。面对这样一家财大气粗的企业，郎咸平通过研究之后发现了德隆的种种问题，然后通过媒体对投资德隆的股民疾呼：“你们高息借给德隆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不可否认，郎咸平通过财务数据来研究企业案例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我们也不否认他在金融财务领域的研究水平称得上是大师水平，但是德隆的问题真的就是只有郎咸平法眼如炬吗？后来，不管是德隆系还是北大系、清华系，他们身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内地的经济学家如果潜心研究的话，真的没有能力发现问题吗？包括后来顾雏军掌控的格林柯尔系的种种问题，内地经济学家其实更清楚。究其原因，内地经济学家生于这个环境，长于这个环境，已经当惯老好人了，对于上市公司的种种问题，不是发现不了，而是不愿意去发现，因为发现了也没有胆量得罪人家。结果，内地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就被郎咸平这样一个从远方而来无牵无挂的聪明人乘虚而入，真名实姓指着企业的名字骂。郎咸平不骂则已，一骂冲天，他的名气随着他的骂声水涨船高。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自然高兴，继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添油加醋大写特写，郎咸平被舆论打造成了内地经济学家中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