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剑：安营扎寨
台湾出生和长大，浸淫美国十年获得学术地位，然后杀回中国香港和内地安营扎寨……
10年之前，郎咸平其实已经非常有名，但只限于美国经济学家的圈子里。郎咸平到美国沃顿商学院读书的时候是1984年，不到3年的时间拿下了金融学博士学位。其后，他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从不同的大学汲取不同的养分，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据郎咸平回忆，朋友对他的一席话点醒他这个梦中人：“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单从进行学术研究来讲，美国的学术环境更适合郎咸平的成长。如果郎咸平一辈子呆在美国，也许若干年后，郎咸平会拿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需要在竞争的路上和众多旗鼓相当的对手拼个你死我活，胜算不是很大。如果离开美国，郎咸平的学问和影响力已经一流，只要找准落脚点，不愁不会开花结果。
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历经沃顿商学院的锤炼以及美国社会的熏陶，郎咸平已经领悟到适合自己才能发挥的是亚洲而不是美国，只有在亚洲，他才能够更容易凭借自己的背景、才华争得一席之地。思前想后，郎咸平决定还是回中国发展，那是1994年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决定回台湾发展。没有想到，台湾的大学非常喜欢郎咸平的学生，但是却不欢迎郎咸平的加入，郎咸平只好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当时，香港有两所大学对他非常感兴趣，郎咸平最终选择了中文大学。
如果认为郎咸平只把中文大学当作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大错特错了。1994年，香港虽然还没有回归，但是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郎咸平得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方便地关注着内地的变化。郎咸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经济风向的敏感度一样高，他清楚地嗅到内地将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地开始关注内地的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