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我琢磨，要想发财，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同时，必须找到技术人员，懂得改频。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台湾商人，专门在日本收购二手寻呼机，更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几个懂得改频技术的工程师。有了这两大资源，我不再做零售了，改做批发。我向那个台湾商人购买二手机，再请那几个工程师给我改频，然后，将改装好的寻呼机批发给零售商。我的朋友赵女士，本来是我的供货商，现在成了我的销售商了。
改频寻呼机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当时，一个没有改频的二手寻呼机，只要20元就能买到，改频之后，可以在中国使用，每台价格上涨十几倍。以一种卡片机为例，这种机形很象卡片，很薄，外观漂亮，很畅销，我们进货时每台20元，变频后卖给供货商，每台300元，赚15倍。就这样，许多零售商还追着我抢着要货。由于我货源充足，可以源源不断的供货，到1997年，我的事业达到一个顶峰，好歹也算是个千万富翁了。
尽管生意做得非常顺利，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寻呼机无疑是夕阳产业，被手机取代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必须另找投资方向。另一方面，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必须想办法充电。1998年我来到北大，开始旁听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并在1999年正式读了EMBA。这时候，寻呼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越来越薄，到2000年，我放弃了这个行业。
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又做了两次较大的投资，一是对教育产业的投资，当时有关教育产业潜力无限的呼声很大，我试图和北大及牛津商学院合作，做企业营销管理培训，另一项是投资阳江的一个飞机驾驶培训学校，当时对国家可能对私人飞机开放天空有过种种猜测，飞机驾驶培训的诱人前景让我做了这项投资，这两项投资都不够成功，赔了一些钱，但真正让我元气大伤的，是B股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