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钱又赔个尽光，但我还不死心，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一个新机会：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五六万，而在惠阳，基本上不存在炒作，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谁知，车子还没落地，就被没收了。当时我在深圳，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我的愤怒无以复加：车子没有落地，如果不行，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向我索取10万元钱？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至今我回想起这事，心都在滴血，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当时我真是想不通：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记者按：记者注意到，林立人在说到这一段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长久说不出话来。）
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必须想办法充电。1998年我来到北大，开始旁听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并在1999年正式读了EMBA。
1994年，我没做成什么事。到1995年，我连1000元也拿不出来了，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尽管如此，当我在报上看到深圳在招义工时，我还是报名参加了，至今，我已是在深圳做了10年的五星义工。做义工可以使我心安，对是一种精神补偿。具体到1995年我个人的处境来说，我太需要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今天很大，已辐射到旁边几个楼，1995年还比较小。一天，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寻呼机，很便宜，然后，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寻呼机转让。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有人来买，我赚到了几十块钱。有了这个尝试之后，我就花了200元，在报上登了个分类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我再次到统建楼那个柜台拿货，这样，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由于我经常向同一个柜台要货，就可以比一般的买主拿到更便宜的货。慢慢的，我和这个柜台的主人赵女士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