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深圳是1985年，那年我刚满21岁。我们来深圳卖文化用品，包括文件夹、文件袋等等，但卖的最多的还是一种用塑料做的标语口号牌，那时深圳很多地方贴的像“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标语，都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利润不错，毛利能赚到70％，但由于深圳的需求量并不大，而我们做的是全国市场，所以我没有在深圳住下来。另一个让我无法在深圳住下来的原因是：当时深圳就像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开工建设，晴天是尘土飞扬，雨天是泥浆横流，我无法适应这个环境。
除了做文化用品之外，我还做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编织袋的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编织这种袋的活计，让他们获得赚钱的机会。温州的“前店后厂”模式，如今已家喻户晓，我就是那前面的“店”，把编织袋卖往全国，我的乡亲就是那后面的“厂”，为我源源不断的供货。《温州日报》报道了我的事迹，我还相继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青年。温州市杰出青年代表以及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王均瑶就是在那个时候找过我。当然，后来他自己也做编织袋，做得很成功。
失败随1989年的一宗大单来临。当时，我们在河南签订了1.2亿元的大单，这宗大单是在河南的一家化肥公司帮助下取得的，这家化肥公司其实是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很多化肥厂，由于这家公司的权力，我们才获得它下面众多化肥厂的订单，条件是：每只编织袋给化肥公司5分钱的回扣，而当时每只编织袋才1元钱。我们提供了1000万只编织袋之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由于合同不是同化肥公司签订的，而是和各个生产厂家签的，该公司置身事外，而各个厂家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在经历了种种努力之后，仍有300多万收不回来。最困难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向厂家要求1000元生活费，他们也拒绝给付。“他们欠我那么多，连一千元也不愿给。”和我一起讨债的一位大姐痛哭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