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上，企业家的出现是既晚又少。我们党对企业家的管理规律的认知，相对于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比较缺乏的。在党的历史上总共开了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到第十六大，在参会代表团中才出现了独立的企业代表团，企业家才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类别(称之为“战线”)在党内拥有相应的政治地位。更展开去，在中国建设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对照中国和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国家领导层的人员的素质构成中，我们有“三种人”是相对很缺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律师。大家可以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们的国家历代历届领导层中，有几个是企业家、金融家和律师出身？占多大比例？而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先进发达的欧美国家，总统、副总统、首相、总理中,企业家、金融家、律师出身的历历在目为数众多。篇幅关系，不一一列举。我们可以说，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更多的企业家、金融家和法律工作者。
管理一个企业和管理一个省和一个行业所需要的能力，有基本相同的一面，但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企业管理是抓“效率”，地方和行业管理是抓“公平”；企业管理是追求“股东利益”，地方和行业管理是追求“公众利益”；企业管理更关注“市场竞争”，地方和行业管理更关注“市场发展”；所以，企业管理更需要“专业性”，地方和行业管理更多“通用性”。企业管理必定和具体的技术革命进步相关,有相当的专业性，做汽车的就一定要懂汽车，做房地产的就一定要懂房地产，做电信的就一定要懂电信，要想深入进一个行业成为行家里手，没有五年八年不行。
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比较容易犯“用管理政治家军事家的同样办法来管理企业家”的错误。
第二，不管是军区司令，还是地方省长和部长，有一个重要特性是企业所没有的：惟一性。请注意，惟一性是一个比垄断性更加垄断的词。虽然地方各省部之间，各个军区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比学赶帮超”,但这种“竞合”根本上而言是共生共赢的，不是有你没我的生死竞争。但企业就不一样，企业没有惟一性，没有永远的垄断性。企业办砸了，会不存在。25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和中信公司、光大公司一起经中央特批成立的“中国”字头的公司共有四家，其中一家名字我还记得，叫“中国工商”。25年弹指一挥间，另外两家灰飞烟灭。十年前，1994年国家外经贸部直属的挂“中国”字头的全国性外资公司有15家左右，当时各家公司基本是差不多的，但现在，差别非常大，只有4家还活得有声有色：五矿、华润、中粮和中化。其他的，有的如澳门南光，早已被边缘化，虽生犹死，虽在犹无；有的如中国土畜，2004年中刚刚被国务院国资委一纸文件，合并进中粮，成为其一家子公司，失去了独立性。从这个层面上讲，即使是四大电信公司，虽然所处的是垄断行业，但一面对铁通、卫通的挑战，二面对外资的逐步进入，三面对3G技术革命带来的未卜前程，谁能保证10年、25年之后他们依旧风光如旧?所以，即使是同一个爸爸，由于他们是独立的上市公司，他们之间依然要相互比拼战略和管理。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宁高宁从美国学成回国后不是回到华润，而是去了南光，现在情况将会怎样？有趣的是，华润也的确曾被国家要求去救南光，但去了一支团队，扔了不少钱，南光还是南光，并没有变成另一个华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