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珠江三角洲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典型代表之一，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晋江模式”齐名。某种意义上而言，“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充分揭示了广东乃至中国近二十多年企业发展史。对此，你有何看法？
方池雄：纵观广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企业发展史，我认为是沿着三条主线来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农村线”，也就是广为人道的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之“珠江三角洲模式”。其具体内容为以1978年8月顺德县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所办的据称是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为标志，历经多年实际摸索与发展逐渐形成四种不同发展途径的农村企业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其中“顺德模式”、“中山模式”和“南海模式”均为内生性发展模式。所不同的是，“顺德模式”、“中山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后经改制，走上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的发展途径。其典型企业代表如美的、科龙、格兰仕和华帝等；“南海模式”走的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策略，最终殊途同归，也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其典型企业代表如建筑陶瓷业的“新中源”、铝型材业的“亚洲铝厂”等。而“东莞模式”为外生性发展模式，即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国、香港和台湾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记者：另外两条主线呢？
方池雄：第二条主线是“特区线”，即借助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赋予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的优惠政策来发展经济。其中在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发展史上具有开发区标志意义的“深圳蛇口模式”就直接诞生了三个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外，中国联通、TCL、华为、金蝶软件、中兴、中集和科健等等现活跃于中国工商界企业的当年发展，都或多或少与蛇口工业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汕头市则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涌现了像拉芳集团、联泰集团、民生集团等一批典型企业并形成针织服装、精细化工、电子五金、音像材料和玩具工艺等特色支柱产业等。第三条主线是以广州为主的“城市线”。其主要方式是国有经济唱“主角”，民营经济围绕城市生活做配套服务，以商贸流通业发展为契机，逐步迈入加工型、科技型等第二产业。其典型企业代表如广东医药集团、金海马集团、新太集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