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族企业发展前景
具体到社会经济生活和企业体制中，大小传统(国家与社会)和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在经济生活中转化为具体的实现形式。由三种力量引导出现三种经济组织，即：以国有资本为代表，以国有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控制经济的退却与固守;以民营经济为代表，以家族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复兴;以国际资本为代表，以三资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入。
这三种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逻辑，其大致方向为：国有企业的改革逻辑是沿着机制、体制、所有制方向展开的，即首先是机制转换、然后是体制改革、现在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这里面包含着对原有社会发展规律的回归和补课的性质。民营企业的成长逻辑则是沿着所有制、体制、机制方向展开的，即先是确立所有制上的资本积累、然后是体制上的产权重组、然后是机制上的管理重组。这正好走一个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反的发展逻辑，也是一个近乎自然的逻辑，因为这就是企业演化过程的再生或重演。
三资企业的发展则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即由合资合作走向独资;由华商资本为主走向非华商资本为主;由小规模投资走向大规模投资;由一般工业领域走向高新科技和服务领域。加入WTO后，其发展将更加迅速，并成为打破垄断的主要力量。
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三方各自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特点越来越鲜明，相互融合的趋势似乎正被独立的趋势所打断。这是否意味着是某一方对第二、三方企业制度甚至其背后的传统的抵触与反感，对相互合作带来的组织成本上升的担忧，笔者不敢断言。但如果确实包含着这一因素，那么往后三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融合与优势互补恐怕是惨烈竞争之后的下一阶段的事情了。
三方发展的逻辑指向一个共同点，即走向法制。这不仅是指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环境的法制化，而且.在企业内部的变革中也将走向法制化，使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动力和保障。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在这三种经济组织或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挥显着的变化，而主导性作用的转换，将最后确立社会的经济走向。
我们的问题在于民营经济作为民族经济的重要一翼，能否由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由商业资本主义走向工业资本主义，并成为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合格的市场主体。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以家族企业为主要模式的民营企业对环境有相当的适应性，表现在数量和总量的发展速度比预想的快，而且也没有对环境(市场化)提出多少要求。可能的解释，一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不愿提;二是在发展初期和小规模时可以充分利用内部资源降低组织成本;三是民营企业多从第三产业进入，由产业特点决定了家族企业的适应性;四是双轨制(转型期)带来许多打擦边球的机会。因此，这种时间上的相容性只有一定的暂时性的。 其次，对于不少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都认真思考过是采取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继续采用家族体制的问题。我们在继续延用家族体制模式去追求企业扩张中发现了不少失败的例子，但在转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中同样也没有发现多少成功的例子。因此，目前仍处在一个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进行自我调整的探索的过程中。这里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少新兴高科技公司的组建者都是所谓知识分子，熟知现代企业的真谛，并在一开始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不久以后就发生分裂，公司重返家族企业行列。不少当事人认为这是对环境的无奈适应。许多企业主都意识到，企业在此过程中比较被动，谁要主动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并相信其效果，谁将首先吃亏。
在动员外部资源的成本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交易的不发达，家族制度不仅动员家族内部资源时组织成本低，而且在动员社会资源时交易成本也相对低，因为通过结缘已将交易成本内化为组织成本;在工业社会中，规模较小时，家族制度在动员家族内部资源时组织成本可能较低，但在动员社会资源时交易成本肯定很高，因为企业规模决定他们付不起寻租费用。因此，对于所谓规模瓶颈，环境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三，海外华人企业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仍然愿意固守传统的家族企业模式，因而在建立国际化的大公司和经久不衰的企业王朝上并不成功。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归结为当地环境的排斥与歧视，还是企业主仍属老一代人，难以摆脱传统家族观念的束缚?看来两者原因皆有，而后者的影响更大。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潜意识里的异族歧视的存在;受过一些中华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那种单枪匹马打天下的美国好莱坞式英雄故事感到难以想像与接受;离开故土后容易对亲情友谊关系产生美化认同，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底气不足，孤立无援，往往满足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或前生回国借助亲友力量实现自己抱负的念头。因此，在社会环境的强烈作用下，亦不可低估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
其四，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优势神话已经受到致命冲击，在东南亚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企业经营过程中已经发现若干变化。日本韩国都在重新检讨政企关系，改进市场竞争政策，批判父爱主义。在企业内部，过去管理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企业的优势表现在管理上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内工会”。在前两条中明显可以看出所谓“权利的时间分配机制”、即家族制度的痕迹，第三条也与日本社会特有的看重“业缘”关系的传统有关。但如今再向日本人提起这些经验，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在讽刺他们了。此外，由于企业在金融危机后不得不面向世界资本市场，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就必须有相应的改变，从而进一步与国际惯例靠拢。我个人感觉，亚洲国家的挫折与家族企业规模扩大时遭遇的挫折有内在的同构放大关系。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亚洲国家带来的冲击可与社会市场化对家族企业带来的冲击相比拟，我们从中可以悟出家族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上规模求发展，其制度安排一定要有根本的变革。
其五，能否走出一条能够实现东西文化杂交优势的企业成长之赂，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事，但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还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文化差异仍然很大，以此论证我们不必邯郸学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优势去跟随别人。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差异的确很大，但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方面却有高度的一致性，故才会有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是以个性容纳共性还是以共性容纳个性。我认为，只有在自己处于优势时去吸收别人，才能形成更大的优势(如中国历史上对佛教的吸纳);自己处于劣势时只有先接受，再寻求在其中保留自己优秀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只能在别人发明并强迫我们参加的游戏中击败了对方，才能发明自己的游戏;尽管我们认为自己发明的游戏可以继承民族传统中比现代西方社会更人道的部分，但在当前，我们没有选择。
其六，家族企业在发达国家是否仍然普遍存在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少人都提到并肯定这一点，但多是从静态的角度来举例的。首先，家族企业量大面广是一个事实，但量大面广本身正是中小企业的特征。这里是经济活动生物链的底层，它通过大量淘汰重生这样的高死亡频再生的方式，支撑着大型现代企业c因此从发展角度看，他们并不是经济的主要支撑或生长点。第二，有报道称，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政府收取高额遗产税的压力，家族企业的相对数量在不断下降。这一点从另一个统计资料中也能得到旁证。在1996年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产拥有者中，个人持有者比例，美国为49%，其他如英、德、法、瑞士、日本等国均在20%左右。其中由家族拥有的资产比例应该还要低。第三，的确有保留着家族企业显着特征的企业做大的事实。但这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人治的成功，不是制度安排的成功，不能作为通例。如美国王安电脑公司曾做得很成功，但王安病逝后就一蹶不振，最终消亡。国内的万向集团，鲁冠球的一子三女均在企业内任职，由于其子的精明，仍然显得江山稳固，但有这样的接班子女的好运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遇到的。目前许多人关注的准家族企业江苏阳光集团，尽管发展势头很好，如果不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其前景未可预料。因此，如果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持续下去，除非承认他们局部的配角的地位，对家族企业保持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