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讲师：
蔡鸿青博士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总经理、台湾董事学会发起人暨常务理事台湾董事学会创始人
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与台湾董事学会合办的第一届华人家族企业年度论坛中，蔡鸿青博士作为台湾董事学会的发起人，招呼着来自台湾的企业家们。和在座所有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相比，蔡鸿青有些与众不同，他因在家族企业的亲身际遇而决定投入这一研究。“在台湾，提到家族传承，总是带着一丝隐晦。”蔡鸿清说虽然台湾企业多为家族企业，但是在台湾的媒体中也只是聊聊数语谈及家族企业的恩怨情仇，至于家族企业如何传承，如何治理几乎少有人涉及。
蔡鸿青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共同创业，家庭突遇变故的时候，作为继承者的蔡鸿青不想再参与家族事业，转而出国留学。当他做出这一决定时，父亲的精神支柱倒了，虽然没有阻挠儿子的选择，但是不久之后父亲便把股权转给了叔叔，彻底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事业。
这件事让蔡鸿青感触很深，他第一次发现家族企业太过于人治，关键岗位的人员一旦去世或是离职，整个企业的经营战略都会发生变化，而这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很难将企业做大。
留学结束回台后，蔡鸿青相继进入企业和投行工作。在收购兼并和资本运作中，台湾家族企业的问题再次凸现出来，人治和家长制大于制度治理，凭着情绪和个人判断来管理企业。尤其是当遇到传承的问题时，更是不愿直面。
“在台湾的家族企业中，选人时亲情是第一位的，血浓于水，信任超过才干。就像郭台铭的儿子，尽管自己在外创业，但大家已经在希望他回来接班。”蔡鸿青说，“如果说30年为一个世代，台湾的家族企业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时问题并不大，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但是到了第三代时企业传承的内在问题和外在问题就很难再浑水摸鱼混过去。当外部经济状况良好时，大家都和平相处，但是当经济反转要做重大决策时，分散的股权在决策上就会出问题。”
台湾从中小企业从制造业起家，与中国内地家族企业起家的方式颇为类似。“中国内地企业刚刚面临第一代交接班的问题，但是从台湾已经走过的老路上，同宗同源的文化习俗可以对中国内地企业传承提供很多正面或反面的借鉴。”
家族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创业的资金几乎都来自于朋友和家人，与家族是分不开的。等到创业者快退休时，不管是职业经理人接班还是二代接班，家族企业的本质并不会因创始人的离职而改变。可以这样说，家庭是华人社会的核心，家族企业是华人经济的核心。
华人是全球人数最多的单一民族，可是华人家族企业却在世界五百强的前两百强中不见踪迹。华人家族企业在国际上没有什么知名度，哪怕财富如香港的李嘉诚，其家族的企业在国际上的排名也只在200多位。
在全球化新经济中，华人民营家族企业明显缺席，全球排名严重落后，主要问题在哪里？同时，华人重视家庭观念，以家庭为核心，遵循传统家庭价值观，辛劳工作积极创业，但华人家族企业却似乎逃不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企业由第一代创业家创办，通常伴随着家族亲友的资本协助，成为“创业型企业”。随着企业成长，专业经理人及外界资本加入，成为“公开型企业”，此时，创办人多仍在位，严加管控不易出错。然而，进入下一个世代成为家族成员为主的“家族型企业”或者成为专业经理人管理的“公众型企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十字路口，都需要面临企业家族做出睿智的选择，以便跨越成长的鸿沟，进一步成为“集团型企业”，进入全球化竞争，这是华人现今普遍面临的挑战。
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出口导向，封闭性的岛型经济形成独立之发展历史与市场区隔。台湾传承中华文化，家族企业族群规模大，中小企业多，发展时间长，自由经济背景，以工业实业为主，可以成为华人家族企业传承模式与制度的主要参照与研究地点。
总之，华人家族在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经济，普遍开始全面性遭遇“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虽然两岸三地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与政治结构，但相通的文化元素与社会结构，可以共同努力对此一相似的民族问题进行探讨，找出适用于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与经验进行分享。
主要家族企业板块观察
若以30年为一代，1950~1980年是台湾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980~2010年是第二个时期，如今台湾正在步入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由第二代向第三代传承。而此时中国内地的家族企业正在面临第一代向第二代交班的问题。同是交班，两岸探讨的主题却不尽相同。台湾探讨的是接班、传承、老化的问题，内地探讨的是创富、创业和商业模式的问题。但随着经济一体化，两岸三地的经济和资本市场越来越分不开，家族企业今后所面临的问题只有通盘审视才能找出问题的本源（如图1）。
从两岸三地企业的整体绩效来说，所有华人家族企业的绩效表现皆超越非家族性企业。数据显示，家族企业的平均股东报酬率皆远大于国营企业，并且超越以管理层为主的股权分散性的公众型企业。观察数据显示，有主要控股股东在位，对于小股东的股东权益反而有提升之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