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有时几乎达到挖空心思的程序，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对士族近亲之中的有识之士，曹操更是设法辟而用之。司马懿出身名门大户，才干超群，但不愿仕曹，曹操反复征招不出，竟用杀头相威胁，终于将司马懿弄到手。司马氏实现了曹操未竟的统一天下大业，正是从曹操重用司马懿时打下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唯才是举”，“不拘微贱”，并不是不讲德行。他要求的才，是德才兼备之才；他要求的德，是能够为其统一霸业服务的德。抛弃“唯才是举”中的封建糟粕，他提出的这一用人原则，至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还十分重视广开学路，从根本上培育人才，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在他下达《论吏士能行令》的同年，还下达了修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之”。象曹操这样重视用教育手段造就人才的人，在三国战乱时是很少见的。
三、阶级的局限，深刻的矛盾
谗言和诬告，历来是社会一大公害，尤其对干部队伍，危害更大。公害不治，人才难保。曹操既将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也等于将各种复杂的人事矛盾加在了一块，在他那个庞大的干部队伍里，一个时期内，上下之间，内外之间，流言蜚语和谗言诬告不断出现。对待这个问题，中前期的曹操头脑相当冷静，采取的措施也很妥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才，保证了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蒋济，最后官至太尉，是魏国的“四朝元老”。在蒋济刚走上仕途时，正赶上曹操兵败赤壁，曹操一边撤兵，一边想把江淮之间的民众北迁。在那一带任职的蒋济坚决不同意。曹操执意去办，不但没有办成，反把十多万人吓得跑到了吴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曹操写了秘言，告蒋济要率众造反。曹操根据蒋济的一贯表现，认为这纯是诬告。于是，他立即把与蒋济在一起任职的于禁、曹仁等人找来，拿着告蒋济的信说：蒋济怎么会有这事呢？如有，算我认错了人。这一定是有人自己想叛乱，嫁祸于蒋济，以搅乱我的视听，达到叛乱的目的。他不仅没有责怪蒋济，反把蒋济调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样处理真是太恰当了，既将蒋济被告的事公布于众，公开保护了蒋济，也给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于禁等人壮了胆。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枣祗、任峻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叫国渊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国渊很有才干，早年曾避乱到辽东，曹操平定北方后，被辟为“司空掾属”，主管屯田。国渊从实际出发，多次给曹操提建议，改进管理，官与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况勤乐业。”
国渊的实绩很突出，但不知什么原因，老是被人诽谤。曹操见了诽谤国渊的信，十分生气，坚决要把诽谤者查出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渊本人。国渊仔细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语，采用招考学馆教师的手段，从试卷中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诽谤者，使事实大白于天下。把诽谤信交给被诽谤人，请被诽谤人自己破案，充分显示了对被诽谤者的信任，国渊岂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曹操的智囊团，都是由名震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个叫程昱的人，虽为曹操所钟爱，但个性太强，时常与别人闹不团结，时间一久，就有人告他要谋反，想借曹操的手泄私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点，但绝不会背叛。有人越是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状人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作罢。郭嘉是曹操的“高参”，对他的话，曹操一般是言听计从。起初，有个叫陈君的人对郭嘉很不服气，就抓住郭嘉作风松散，行为不够检点的毛病，有机会就在大庭广众告他的状。每遇这种情况，曹操总是肯定陈君的态度是好的，但不说郭嘉不好，反倒对郭嘉更器重。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陈君引导到多看对方优点上来，气也消了，与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缓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