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原为袁绍记事，替袁绍写文章，将曹操挖苦得骇然汗流。曹操抓住他后，惜他文采出众，只教训了几句，仍任他做了管文书的官。曹操对待投降过来的人，一不忌前嫌，二不试试看，与自己原班人一视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即使对那些降而复变或叛己投敌又被捉到的人，也千方百计再争取过来。宛城战前，张绣投归了曹操，因曹操要娶他的婶母，张绣一怒之下打了曹操措手不及，把曹操的爱子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
在一般人看来，曹操记张绣之仇该记一辈子。可是曹操不这样。他在官渡与袁绍打仗时，不由地想起张绣是如何厉害来，很想把他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于是派人游说招纳。曹操见了张绣，乐不自禁，好象根本没有前事，不但封他作了杨武将军，后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官渡战中，张绣果然为曹操立了大功。魏种原是曹操的故旧好友，衮州战役曹操败绩，投敌叛曹的人很多，曹操说：“唯魏种不弃孤也”。没想到，魏种也逃叛而去，这真是大伤了曹操的脸面。不久，将魏种捉到，有人说，把他杀了算了。曹操思量再三，“唯其才也”，还是“释其缚而用之”。如此对待魏种，感召了其他叛逃的人，纷纷自动返回。
官渡胜利后，下属搜集到本营中一些人给袁绍写的欲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曹操连看都不看，把信都烧了，便说：在大战时我自己还有丧失信心的时候呢，更不用说别人了。“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这一把火，不知将多少人对曹操动摇的心，烧炼为对他的忠诚。对曹操和袁绍都很了解的杨阜，称曹操“能用度外之人”，真是一点不假。
领导就是用人，用人要有气度。只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大业能成，成常人难成之举。我们要实现的是四化伟业，我们要调动的是各个方面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身为现代领导者，实应比曹操的用人气度更恢宏才是。
二、鲜明的原则，高超的方策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一面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旗帜。
建安8年（公元203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即下达了《论吏士能行令》引用管仲的话宣布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使贤者食于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东汉末年政吏十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名门士族垄断了吏治与人事的大权。
几经受挫，使曹操深深地感到，要真正造就一去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改革吏制上作文章，于是做了7年的准备，终于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求贤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他唯恐人们不明白“唯才是举”的含义，特别举例说：“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现在难道没有象姜子牙那样胸怀大志而在渭水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象陈平那样被人说成是盗嫂受金而未遇到知音明主的人吗？）
闲散江湖者、欺嫂受金者中有大才，要挖掘重用，可见曹操纳贤用人不拘一格的决心和胆量。到公元214年、217年，曹操已是六十高龄的人了，深感人才不济、事业无继之忧，又两次下达了求贤令，进一步阐发“才”的含义，分析才与行的辩证关系，意在更多更快地博揽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强调指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常格不破，大才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