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关系都能为作为中心的个人带来信任连带，家人因为是保证关系(Yamagishi&Yamagishi,1994)──也就是一群封闭而又亲近的人在严密的相互监督下，而能谨守人伦法则，所以产生最强的信任感（王绍光、刘欣，2003）。熟人的人情交换既是一种带有情感性的强连带又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关系，情感是信任的基础，社会交换则需要期待对方在一段时间以后善意的回报，所以往复的交换会产生信任。生人是工具性交换关系，但长期的社会交换也会产生信任，而且长期的工具性交换中，人们总是要展现可信赖行为以取得更多的交换机会，所以也能培养出信任感来(Hardin,2001)。因此这些关系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取得资源的重要管道，共同构成个人的人脉网(Luo,2005)。
自我中心信任网蕴涵着资源，因关系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关系亲密程度各异，以及网络结构之不同，而可动员的资源也不一样(Lin,2001)。中国社会尤其如此，一个人要完成个人目标，就必须动员人脉网，靠着一群人的力量，此时个体主义的倾向──强调个人利益，不愿与人分享私密信息，明显地追求自我实现──往往被认为是自私、短视甚至是无礼的，得不到别人的合作，在中国，这就无法完成个人目标。所以中国人不会展现个体主义，但也绝不是集体主义，因为他仍有个人目标存在，不会因为集体需求而牺牲个人目标，对人开放重要资源也是差序格局的，有选择性的，为的是自已人脉网内的和谐，但其终极目的仍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完成自我目标。
为什么在中国，个体与集体可以相辅相成？为什么一个高度追求个人成就的人常常会依从集体需要以维持内部和谐，而一个懂得「屈己从人」以取得集体合作的人也常常有很高的个人成就？中国人关系圈理论以为这是因为集体边界的模糊性，中国人会基于自已的人脉建构出一个集体，透过集体努力，完成个人目标，同时反过来，又把集体成员当作「自己人」，结成一个小圈圈，大家协商或博奕出共同的目标，共同取得资源，一起分享资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但是当协商共同目标有困难时，「自己人」的边界是可以改变的，一部分人离开，个人目标可以保持和集体目标一致。这现象在在说明集体边界的模糊性，公与私，个人与集体，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的边界都是变动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的，把自己人的圈子因个人需要而放大或缩小。由内而外的推，或由外向内推，说明了中国人的非二分法的思维，不是钢性地划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界线。透过这样弹性的调整以及分享的机制，个人利益总要和集体利益一致，中国人也因此总要找到可以归属的集体，借着集体的努力，取得个人的利益。
这正是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中国人的「内部人和外人」、「强连带和弱连带」会因为个人不同或情境不同而不同，「自己人」可以因时因人而扩大圈子，或缩小圈子，没有固定边界。集体之内是不断地协商大家利益与目标的过程，以及不断博奕以取得妥协的过程，即使是集体的领袖也要懂得「屈己从人」的道理，以维系集体的合作。
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强调中国人在家之中是集体主义的，但在家之外就不是。两千多年儒家的人伦教化使得中国人十分重视家族关系，家族之内个人应该完全遵守三网五常的行为法则，严守家族的规范，置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在中国，家族是重要的行动单位，个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分子，展现出集体主义的行为。家扩而大之，可以成为宗族，宗族可以是一个地方乡土社会的主体，所以家族之外，有时宗族关系与地缘关系也让中国人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但在这个范围之外，国家、民族、组织、阶级、宗教团体等在西方常见的集体中，中国人则没有这种集体主义倾向。
情境中心的概念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组织或工作团队成员不会有集体主义倾向，但这又是因情境而变的，好的领导如果能营造组织成为「家」，使集体成员有归属感，则成员也会展现集体主义倾向。家国、家天下的概念就说明了中国人会把家的范围扩大，可以视一国为一家，甚至整个天下为一家。从先秦到汉代，儒家的人伦概念可以从血缘关系扩大到五伦中的上下关系及朋友关系，到了宋代，更可以将家族关系扩大到同姓，甚至不同姓却同宗的宗族以及因地缘关系而有的同乡团体，可以看到中国人推广「家」概念及于其它团体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