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福选择了在主义和问题两条战线主动出击、同时开战。李书福亲自领导着第一条战线——争取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品牌认同，即“主义”抗争的大旗。中国汽车业的“主义之争”，主要是指要不要发展民族自主品牌、怎样发展民族自主品牌。而吉利一直以自己坚持的路线为民族自主品牌的典范。
李显然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而且把这个战线上的火烧的正旺。在车展期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数不清的媒体见面——他仍然像“汽车疯子”和“偏执狂”——不仅一如既往地扛着他的民族品牌大旗呐喊，更是对中国汽车业整体暴利、豪华车超级暴利、车展期间民族品牌的不平等待遇大肆揭露和挞伐。
事实证明，李初步成功了。2004年4月份，吉利单月销量首次突破万台，挤进了国内品牌四强。这反过来证明了吉利“主义”的正确性——让只相当于普通中国人一年工资总额的轿车进入他们的家庭。
李书福明白，道德正确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解决“问题”。在以徐刚为首的管理团队加盟之后，李将吉利的核心理念由“造老百姓买得起的车”变成了“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
“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就是徐刚领导的“问题之战”——人才争夺战、技术争夺战、成本争夺战和市场争夺战等等。作为最高执行官和“前敌总指挥”，他需要在一个漫长的战线同时指挥作战。
尽管与奥田广弘时代的丰田相距遥远，不仅是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汽车业面临的“春秋之战”的形势与奥田时代的世界汽车业十分相似。尽管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迥异，但是，徐刚要率领吉利“突破瓶颈”，就必须像奥田所认识到的一样：“速度和范围才是至关紧要的；产品开发才是我们重新唤起战胜他人更为宏大战略的一个方面”。
徐刚相信吉利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于其产品范围——吉利坚持比对手更宽的产品线。徐刚计划不断推出不同的款式和型号，加宽加长产品线，尤其是向中高档车延伸。这确实是吉利与其所有竞争对手——长安、奇瑞和中华等——显著不同的地方：抛弃了正行趋没落的单一车型打天下的模式。至少，这让徐刚自己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上海时乘坐他最喜欢的、具有出色动力性能的中档车华普M203，而在浙江时则乘坐吉利；偶尔也坐一下刚投放市场的“都市第一跑车”“美人豹”。至于跑车，徐刚提出“都市新跑车主义”的口号，不仅同样出于同一理念，更是对自主技术的全面检验。徐刚明确向《中国企业家》表示，这不是背叛，也不仅仅是展示，而是继承吉利传统，延伸“老百姓造买得起的好车”这一核心理念。“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在改变，中国的汽车文化在改变，我们必须跟得上他们的步伐”。徐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