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条线上，苏强等四人握有了华晨中国旗下核心业务：中华轿车、金杯客车和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经营管理大权。他们的薪酬待遇也沿袭了仰融时代的规定：年薪30万美元加每年利润5%的提成。此外，四人得到辽宁省政府的承诺，每人将获得8000-9000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按照这一承诺，他们可按行使价每股0.95港元分别认购共3.5亿股华晨中国新股，占总股本9.446%，行权期限自2003年2月6日起3年内。据投行人士估算，如该期权顺利兑现，按照华晨中国平均股价，苏强等四人将每人获得1-2亿多港币的财富。
“虽然以杨宝善为代表的国有大股东给了苏强等很大的经营权限，但是他们形成结盟的前提是利益，而利益的划分又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这种结盟是脆弱的，也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说道。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汽车行业分析师史俊认为，以苏强为代表的这支团队是一种过渡角色，从大股东方面看，当时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团队来保证华晨不要因为仰融的离开而顿时丧失运营的能力，本身是一种无奈之举，政府当时派杨宝善进入华晨，就是政府对四个职业经理人的一种制衡，政府希望能通过杨宝善培养一批能够以政府利益为导向的经营团队。当华晨的特殊时期结束，杨宝善和苏强们之间的矛盾自然会凸现出来。
在华晨彻底告别仰融时代后，苏强曾这样描述“四大金刚“的定位：“应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学校出来就跟着仰总做金融，做汽车的。无论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始终把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我们会为公司最大的利益和长远目标，为全体股东的利益尽我们的所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取向的。”
但是，后来苏强他们真的为华晨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吗？至少在仰融看来，他们远远没有做到。“华晨走到今天的局面，如同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它的病根就是没有用心去经营它的人。”仰融说，“同样是一套太极拳，用心去打，和不用心去打，表面看架子一模一样，但真正需要用四两拨千斤的时候，花架子是不可能有力道的。因为他没有掌握用力的纲领，没有用心去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