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重庆北碚因迁入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学校和大批居民而被称为“陪都中的陪都”，这里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齐全，该地区文风很盛，民众教育活跃。而此前，卢作孚实际上一直在这里进行社会改革实验。他一贯的观点是：“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193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卢作孚为使北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创办了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新的教育事业——兼善中学、新的工矿事业——三峡染织工厂和天府煤矿公司，以及新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
待到强敌压境之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名专家学者荟萃北碚，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在北碚写成或出版，重庆北碚成了一块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的“民主的特区”。
抗战之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在官僚资本的压制下，依然坚持发展，并将其远洋航线延展到东南亚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在卢作孚组织下，民生公司18艘海外轮船先后回归祖国。而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标志着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据说，对卢作孚，毛泽东也有一个赞语：“搞交通运输，不要忘记卢作孚。”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卢作孚，这位抗战前长江上游最大民营企业的创办者、抗战中“中国工业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缔造者，因遭诋毁拉拢腐蚀国家干部，愤而在重庆家中自杀。
卢作孚的孙子，现任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卢铿回忆说：“（祖父的去世）在我的所有的记忆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祖父的一份遗物，上面写到：‘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建成花园一样’，其他的，我没看到半个铜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