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次子、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失，迁出的工厂不及10％。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即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国纪写到：“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民生公司的任务开始了”
1938年秋，武汉也危在旦夕。
10月上旬，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我的父亲设法拒绝了这个命令，”卢国纪在书中写道，“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
卢作孚的抗命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